在开元前二十几年中，政纲不能说尽善尽美，政府不能说白璧无瑕，宰相不能说成圣成贤，然总的说来，建设大于毁坏，成就大于弊病，上升大于坠落。从而，大建设、大成就、大上升构成了大治，一种空前绝后的大治，一种黄金岁月的大治，一种永垂史册的大治。

　　大治处在开元期间，故称“开元之治”。“‘开元之治”比“贞观之治”更具大治的性质。得了“开元之治”的唐玄宗，跻身于伟君的排行榜中。

　　唐玄宗的三奇，在于他由明君转为了昏君。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形容君主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最地道的一句古训。把这句古训套在唐玄宗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由明转昏这个转变，起因是唐玄宗在长期弹心竭虑理政之后，感到一种极大的身心疲惫，疲惫之余，对永无尽头的政事，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烦。此外，“开元之治”的巨大成功，国泰民安的景象，也让他陶醉了，在道家清静无为观念的支持下，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躲进深宫去彻底地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然政务还得有人来总领，由此，他把这个以前他自己担负着的重职，交给了宰相。

　　时宰相有两个，一个是具有强烈儒家观念的张九龄，此人是个不知转弯的直臣，无论遇到什么他看不顺眼的事，就要谏，且不停地谏，搞得唐玄宗挺烦；一个是具有法家观念的李林甫，此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政事，也有让百官唯命是从的能耐，他做事，很让唐玄宗放心。时张九龄和李林甫因政见不同、门派不同，时常斗，明里暗里斗个不停。最后，唐玄宗出于自己的需要，踢开了张九龄，将政事全部委托给了李林甫。

　　李林甫独掌大权后，为使唐玄宗能在深宫中高枕无优地享乐，也为自己能彻底控制朝政，先堵塞了言路。

　　他召集全体谏官进行训话，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唯恐顺从还来不及，岂用多言！诸君看见仪仗马吗？吃的是三品料，然稍有一鸣就被斥去，后悔也没用！”

　　谏官们被镇住了，不敢再上言。唯有一人不服，但立即遭到了贬职。从此，李林甫得以为所欲为，躲进深宫的唐玄宗，再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

　　出于保持自己独操政柄格局的考虑，李林甫为屏弃地方军事长宫进入中枢，以勇敢善战为借口，提出了用少数民族之人担任边将的设想。因李林甫的说法冠冕堂皇，立即被唐玄宗所接受。这个计划推行后，被任为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中央政府所给予的优遇政策，快速地膨胀了他的集团势力，养就了一支胡汉杂混、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部队。

　　在李林甫把持的政局中，人才遭到排挤，异己遭到排挤，严酷的刊法代替了清明的政治。虽说大治带来的升平景象还笼罩着整个帝国，但其质已起了变化，盛况犹存，然已每况愈下，朝着衰世发展而去。

　　可以这样说，唐玄宗由明转昏的阶段，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阶段。

　　在李林甫身后，掌握朝政的是国舅爷杨国忠。他依靠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地当上了宰相。他是个市井无赖，不学无术，根本没有廉耻和顾忌，一朝得势后，对百官颐指气使，井毫不掩饰地营私舞弊。他贪得无厌，府中积财如山，无论是谁，只要不贿赂他，便无法办事。

　　由于政治的腐败，唐廷派在云南的地方官，和南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南诏为反抗压迫，联络吐蕃，将云南官军打得一败徐地。根本不懂军事的杨国忠，错误估计双方的实力对比，先后两次出动大军前去征剿，结果都招致了几乎全军覆灭的惨败。经此战争，唐朝元气大损，失去了以往在对外事务中的强势地位。

　　唐玄宗的四奇，在于他险些成为亡国之君。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很能讨唐玄宗的欢心，由此成了天下第一宠臣。杨国忠为和安禄山争宠，双方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杨国忠屡屡进言说安禄山要反，安禄山被逼得走投无路，又见唐朝兵备空虚，从而扯起了反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接连拿下洛阳、长安。

　　唐玄宗逃往巴蜀，他一路逃，一路丢，先丢了他心爱的杨贵妃，接着丢了皇位，逃到成都，仅留了一顶聊胜于无的太上皇的帽子。

　　幸亏他的儿子唐肃宗领导抗叛，收复了长安。回到长安的他，在短暂的热闹过去后，被迁人了冷宫，直至忧郁而亡。

　　从大盛世，到大败亡，唐玄宗从顶峰掉进了深渊。

　　一场万劫不复的安史之乱，将唐玄宗钉在了昏君的耻辱柱上。 

　




　

　　
细说隋唐46：姚祟、宋璟
　　唐玄宗的时代，是盛唐的顶峰，而其中的“开元之治”，是这顶峰中的顶峰。而将唐朝推向这顶峰之顶峰，唐玄宗得力于两个人，具体说来，是开元初期前后的两任宰相：姚祟与宋璟。

　　姚祟，本名元祟，为避开元年号讳，改名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人。

　　唐玄宗的起家，是依靠了“龙武功臣”集团。然当他在皇位上坐稳后，也即在得了天下之后，将治天下当成了他的新使命。他知道，要完成这样伟大的使命，需要有个与他志同道合并极具才干的宰相来辅佐他。他审视整个功臣集团，并无这样的人物，最后，将视点落到了时在同州(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史的姚崇身上。

　　拜姚崇为相，是唐玄宗精心考虑的产物。

　　姚祟在谋略、文才、吏治、人缘等方面，都有上乘的表现，在朝臣中犹如鹤立鸡群，是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人物。他起仕于武则天之朝，以文思敏捷、下笔成章闻名。此后，下至挽郎，上至宰相，外至刺史，内至中枢，军至兵部，用至司仓，在宦海中饱经沉浮。丰富的经历，使他熟谙国情民风，多次提出了切合事情本质且行之有效的条陈。他提倡正气，反对逢迎；主张仁和，反对严刑。由此，受到了武则天的高度赞扬。他参加了五王拥护唐中宗的复辟，事后，却以旧臣之情，对下台的武则天一掬同情之泪，从而被赶出中央。到唐睿宗登位，他再度拜相，又因不愿附和太平公主，重蹈前辙。他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深得民心，离任之际，当地民众为留下他而表现出了罕见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拜相前夕，姚崇向唐玄宗提出了十大条陈，作为他就任宰相的条件：一是废刑法而行德政，二是数十年不求边功，三是不准宦官干预政事，四是停罢一切非正途之官，五是对君主宠臣施以法纪，六是杜绝贿赂之途，七是停造各种寺庙宫观，八是君主待臣以礼，九是让谏官说话畅通言路，十是不许外戚干政。唐玄宗一一予以答应，这十大条陈成了他们君相合作的契约。

　　在排除了功臣集团的阻力后，姚崇正式走马上任。他推荐黄门侍郎卢怀慎，作为自己的副手：卢怀慎为人清廉谨慎，敬重有才者，自认自己不及姚崇精于吏道。凡事都由姚祟定夺，成为陪衬性的人物，人称“伴食宰相”。这种格局，有利于姚崇充分展开他的政治作为。

　　姚崇的治国基点，设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为解决寺院经济与国家争利，为阻止国人借当僧人来逃避赋税，也为争取大批劳动力，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大幅度地清理天下僧尼，迫使一万二千人还俗。

　　山东发生严重蝗灾，按照传统的习俗，认为蝗灾乃是天灾，非人力可以解决，非得修德祭天不可。然姚祟不顾地方官的强烈反对，坚决下令灭蝗，结果灭蝗十四万石。同时，针对朝廷中倾向传统的舆论，表示由他独自担当后果。由此，灭蝗运动得以全面展开，从蝗虫口中挽救了大面积的庄稼，使山东地区得以避免大灾的侵害。

　　姚祟的理政方式，强调权变，每每因事制宜地推出措施，从不陈袭旧规。执行起来，大刀阔斧，从不拖泥带水。由此，他在中枢里一言九鼎，同僚们多唯命是从。他为办儿子的丧事，请了十多天的假。卢怀慎一筹莫展，坐看政务堆积起来，他向唐玄宗请罪，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联将天下事务委托给姚崇，尔等只需一旁坐着就可。”

　　姚祟假满之后，未费多少工夫，就将积聚下来的政务全部处理完毕，且处理得让人钦眼。

　　他为此得意地问人称“解事舍人”的齐淤：“我的执政，和管仲、晏子相比如何？”

　　齐澎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却能用其一生。而公制法，随后即变更，似乎不及二人，可称救时之相。”

　　姚祟大喜掷笔说：“救时之相，也算难得了！”

　　姚祟仅执政四年，然在这四年中，他政绩显赫，得到全国朝野一致的好评，说他：“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唯以忠孝为意。”

　　唐玄宗每日都要和姚崇谈论政事，来则起立相迎，去则相送告别。一日不见，便恍恍若有所失。某天，大雨傍沱，路上泥泞有一尺多深，姚崇无法人宫，唐玄宗特令待者用御用便轿，前去将姚崇抬来。此事传了出去，朝廷为之轰动，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君主礼待宰相的登峰造极的举动。

　　唐玄宗重用姚崇，借助他三朝元老的身份以及练达的才干，以制定治国大纲。奠定天下大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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