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不负君主的厚望，以出色的工作，给唐玄宗带来了“一干元之治”的曙光。

　　然而，泰极否来，姚崇巨大的成功，给他造就了丰隆的威望，也把相权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步。这终于触犯了唐玄宗的忌，在姚崇大致完成其作用后，唐玄宗让官员弹劝姚崇的两个儿子及其亲信接受贿赂，并量了重刑。站在巅峰的姚崇，不得不知趣地提交了辞呈。

　　唐玄宗准了姚祟的辞呈，并让他保有晚年的体面。

　　接替姚崇宰相之位的，是广州都督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他在武则天之朝，是个闻名海内的直臣。持法刚正，利赏得当，不避权贵，是宋璟执政的特色。为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维护社会秩序，他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权贵、豪强，并制定了许多利民的措施。朝野称颂他为“脚阳春”，意为他每到一地，如同和熙的春阳普照大地。

　　他注重人才，按才施用，不苛求全才，让百官各得其所。为此，他对唐玄宗说过一番精辟的见解：括州员外司马李琶、仪州司马郑勉具有才略，但性格怪异，好惹是生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然捐弃他们的长处，则又可惜，应该选为民风较悍的渝、砍二州刺史；大理寺卿元行冲公认有才，初用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难以称职，可任为谏官性质的左散骑常侍，让持法公道的李朝隐来代替；陆象先以德理政，宽仁而不容曲非，可授为河南尹。

　　用才得当，知人善任，是宋璟声望高扬、相业隆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那些用阿诀奉承或卑鄙手段索求富贵者，宋璟是深恶痛绝的。有人推荐隐士范知睿及其特为宋璟所撰的《良宰论》。宋璟阅后，在文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此文颇有候谈的意思，隐士应直言相陈，怎能偷合苟容。文章若作得好，应从科举中求出身，不该私自送上。”

　　宋璟将个人得失置于脑后，对唐玄宗常犯颜直谏。处于政治上升时期的唐玄宗，对宋璟的意见，即使心存异议，也多屈尊予以同意。唐玄宗曾将一双御用金筷赐予他，以表彰他的正直。

　　在当时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宋璟以无畏和务实的精神，反对君主的愚妄行为。天文官预报将要发生日食，唐玄宗认为这是上天在通过日食向他发出替告，从而立即穿.仁素衣，接连下诏，撤除伎乐，减少膳食，释放冤枉被囚者，贩济饥民，劝励农桑，期望苍天开恩，赦免他的罪孽。宋璟认为这些行为本身都是无可指责的，但为日食特地而做，似乎有些荒唐。他委婉地对唐玄宗说，日食既然是上天劝人君修德的信号，那人君只要推诚即可，不需要接连下诏。他还从此事中强化了他的理念，即只要把利国利民的事一以贯之，是不需要临时抱佛脚的。

　　宋璟在朝廷积极倡导开明的政治风气。他主张政治是国家的政治，不是君主私人的政治，政治不但要光明磊落，还要有适当的牵制，具体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君臣的私议和密议。他要求恢复贞观时期开明的政治制度：大臣奏事，谏官、史官必须在场，以记录君臣的议论；各机关长官的奏事，御史弹劝百官的奏文，应当公开，以此杜绝大臣惑君、小臣进谗言的途径。唐玄宗同意了宋璟的主张，然作一r一个补充规定，说是特别秘密的事除外，从而留下了一个伏笔。

　　除了开明之外，宋璟还在宫场中提倡朴实的作风。他在广州施有惠政，在他当了宰相后，广州官民为他竖立了遗爱碑。然宋璟对唐玄宗说：“我在广州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现我职位显达，他们便来馅诀，请从我开始革除此风。”唐玄宗为此签发了一道诏书，严令全国刹除立碑之风。

　　宋璟虽拒绝了官民为他所立的遗爱碑，然他的政绩却是有口皆碑。他继姚崇之后、以萧规曹随的精神，把“开元之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姚崇一样，宋璟为相也是四年。最后，也是在唐玄宗认为宋璟完成了使命后，以阻压有罪者上诉以及恶钱泛滥二事，罢了他的相职。

　　史家对姚、宋相随，促成“开元之治”，中肯地评价道：姚祟善于应变，宋璟善于守法，二人秉性相异，却同归于道，齐心辅弼，以成大治。 

　




　

　　
细说隋唐47：开天盛世
　　开天盛世，是指以“开元之治”为基础，而以开元、天宝两个时期为时空范围的大盛世，其包括了整个唐玄宗时代。

　　大诗人杜甫在回忆开元盛世时，通过《忆昔》一诗说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票米白，公私仓康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执鲁编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户口的多少，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决定着生产力的高低，也决定着赋税的收人，总之，决定着国力强弱的程度。开元、天宝时的户口数，在政府人口政策的支持下，在社会秩序安定的保障下，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比唐初有了一个大发展：

　　开元、天宝时期，共有过六次全国性的户口统计，其具体数字如下：

　　第一次，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7069565户，41409712口。

　　第二次，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7861236户，45431265口

　　第三次，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8412871户，48143690口。

　　第四次，天宝二年(公元743年)，8525763户，48909800口。

　　第五次，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9069514户，52880488口。

　　第六次，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8914709户，52919309口。

　　唐初为38万户，按天宝末8914709户计算，户数增加了二十多倍。

　　大量的人口，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开垦出了大量的耕地。据元镇说，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耕作的景象。(《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又据史学家汪钱在《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中研究，天宝时的耕地大约在800万顷到850万顷，相当于今天的6，2880亿亩到6，881亿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一个政府兴修的水利，便可以反映出该时代的农业状况。开元、天宝时，政府规定了每年兴修水利的固定时间，仲春疏通沟渠，筑立堤防，到孟冬结束工程。经过长年累月的兴修，加上前朝留下的工程，政府统计天下水利共有30033559处。

　　时江南塞北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利网，其中开元、天宝时兴修的有：

　　华州：利俗渠、罗文渠、潜渠、敷水渠。同州：通灵破。洛州：伊水石堰、梁公堰二会州：黄河堰。陕州：上阳堤飞积翠堤、月阪堤。蔡州：玉梁渠。仆州：潜渠。并州：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恒州：水渠。冀州：漳水堤。赵州：千金渠、万金渠。沧州：衡漳东堤、水渠、无棣河、阳通河、浮河堤、通阳河堤、永济北堤、甘井、靳河。流州：嘈渠。郭州：通利渠。瓜州：水渠。郎州：北塔堰。益州：万岁池堤、官源渠、新源水。蜀州：远济堰。眉州：大通济堰、小通济堰。和州：韦游沟：杭州：捍海塘堤。越州：防海塘、湖塘。明州：小江湖、西湖。衙州：神塘。

　　这些都是较大的水利系统，浇灌田地，多的可达几千顷，少的可达百余顷，其他尚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型工程。整个水利网络，对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丰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由于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当时的物价，尤其是粮价，一直保持着稳定且低廉的价位。据载：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因连年丰收，东都洛阳的米价为十钱一斗，而山东青、齐地区米价仅五钱一斗，粟三钱一斗。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夕，西京长安米价不到二百钱一解，绢不到二百钱一匹。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关中、中原地区米价十三钱一斗，青、齐地区米价仅三钱一斗，绢二百钱一匹。

　　发达的农业基础，促进了官、私手工业的发展。

　　在纺织印染行当中，有布、绢、紽、纱、续、罗、锦、绮、缣、褐十大纺织品，有组、缓、绦、绳、缨五大编织品，有细、线、弦、网四大线结品。唐玄宗妃子柳婕好之妹，发明了工镂板印花工艺，印出了织机所不能织成的生动图案。

　　熔铸业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金器、银器和铜器上，其工艺有浇铸、镂刻、平脱三种。今通过考古发现的金银平脱天马莺凤镜，背面的图案是凤马相戏，金色的风翅凤尾、马鬃马尾，配以银色的马身、凤身，如日月交辉。东海人马侍奉造的白银酒山，其中有机械装置，以风为动力，可自动注酒，上有随意出人的酒使，若见客不饮，便出来劝酒。

　　名窑遍布各地，著名的有越州窑、邢州窑、鼎州窑1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等，出产的瓷器有青瓷、白瓷、黄瓷、褐瓷等。当代人陆羽在他所撰著的《茶经》中，将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作为评定瓷器等级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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