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宰相元载是同乡，凭着这层关系，他被授为吏部侍郎。同乡多得很，元载看中杨炎，是看中他的政治才干，以培养自己的继承人，故而待他亲近无比。然当杨炎完全踏上元载这条船后，却因元载获罪被诛灭，受到株连，被近似于流放地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人被贬到远方，却因他所撰写的(李楷洛碑》而峰回路转。这碑写得气势宏大，是一篇难得的佳文，时尚为太子的唐德宗爱之不舍，将它镶嵌在东宫的墙壁上，每日诵读把玩。到他登位，已萌生了起用杨炎的意思，加上宰相崔箱甫的极力推荐，便把杨炎调回中央，以门下侍郎带宰相衔。

　　有风度，有才干，有文名，有时誉，在杨炎被拜相后，天下舆论反应强烈，认为从此有了个为民谋利的贤相。

　　从流放地调回中央，从犯官一举成为宰相，平步青云的杨炎，有了宽阔的舞台作为用武之地。然而，他与刘晏一样，以文学崭露头角，却以经济之才大展身手。而唐德宗寄希望于他的，也正是这一点。

　　杨炎面对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战后经济秩序的紊乱，以及经济政策与时代潮流的脱节。他由此人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作出了一系列的大改革。

　　他首先处理的，是天下财物归朝廷所有，还是归天子所有的难题。

　　在战前，天下财赋贡送首都后，全部被储存于由朝廷掌握的左藏库，由太府按时核实呈报，由尚书省的比部复查出纳，从而账目相当清楚。战后，理财家第五琦出任度支、盐铁使，主管左藏库，京师的禁军将领杜撰种种理由，无限制地申请调拨财物。迫于他们的淫威，第五琦无法拒绝，然又恐人不敷出，遂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将财赋从左藏库转移到大盈内库。大盈内库是天子私用之物所藏之地，在财赋进人大盈内库后，天子从此得以自由支配，自由取用，再不受太府、比部的节制，宦官们乘机在内制造了许多弊端。时称：“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

　　杨炎以为：“财赋，是邦国大本，人的喉舌，其关系到天下的治乱。’他要求唐德宗以天下为重，恢复财赋归左藏库的旧制，杜绝宦官的舞弊，让财赋重新成为天下的公物。为说服唐德宗，他作了一些让步，提出了妥协条件，先计算宫中的开支，然后由朝廷尽数调拨，以满足天子的私用：唐德宗见自己的私用得到了保障，并可显示他有天下为公的胸襟，由是同意了杨炎的主张。

　　这一步的成功，使杨炎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有了足够政治资本的杨炎，接着，干了一件更让朝野震动的大事，改革因均田制破坏而不合时宜的租庸调制，推出焕然一新的“二税法”。

　　唐朝前期，继承了北周、隋朝的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均田制。

　　均田制以人丁为基础。其规定男子按年龄分为五个等级：始生为“黄”，四至十五岁为“小”，十六至二十岁为“中”，二十一至五十九岁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

　　受田的规定是：丁男、中男各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老男、残疾者四十亩，寡妇三十亩，如是户主，则为五十亩。道士、僧人三十亩，女冠、尼姑二十亩。官奴蝉受田减百姓之半。百姓一家超出三口，给园宅地一亩，另外，每增加三口，加一亩。奴蟀一家五口给园宅地一亩，每增加五口，加一亩。口分田在受田者死后交还国家，永业田可传给子孙。永业田每亩得种桑五十株以上，榆、枣各十株以_上，以三年为毕。授田的原则是：纳税者优先卜贫民优先，无地者优先。

　　国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了相应的赋税征收制度，即租庸调制。租庸调制规定：租是每丁年缴纳租粟二石。调是缴纳帛二丈、绵三两，或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是每T年服役二十天，无事则改折为缴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有事加役，超过十五天免征调，超过三十天，租调全免。而正役和加役加在一起，不得超过五十天。遇自然灾害，收成减少十分之四以上，免调；减少十分之六以上，免租调；减少十分之七以上，租庸调全免。

　　均田制实行以来，尽管实际情况有些出人，但基本保证了人均有田。而国家通过租庸调的征收，也保证了基本的财政收人。

　　然随着官僚经济、寺院经济、豪强经济的发达，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土地私有制蔚然成风，小农纷纷失去土地。富户丁多，或以官职，或冒僧名，或勾结官府，以逃避赋税。贫者丁多，无力负担，或逃亡他乡，或依附富户，以逃避赋税。从而均田制逐渐变得徒有虚名，国家的租庸调的征收逐渐难以落实。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各级宫吏假借征收租庸调，弄出许多苛捐杂税，以中饱私囊。以致农民无法生存，被迫挺而走险；朝廷财政拮据，捉襟见肘。于此之际，不改革赋税制度，国难望治日，民难望宁日。

　　杨炎针对这种情况，并鉴于各地没户籍的浮户，远远多于有户籍的定居者，遂以此为基础，废除了以丁为对象的租庸调制，改行“二税法”。

　　二税法的基本内容：一是量出为人，即国家根据每年的财政开支，先度算出数目，然后按这数目摊派税额，下达州县各自执行；二是取消原户籍限制，均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籍，不再区分年龄，而以贫富也即每户实际财产的多少来划分户等，作为承担税额的依据；三是土地税的征收，以每户在大历十四年土地占有的情况为准；四是户税、地税按夏、秋两季缴纳，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

　　二税法是根据现实经济状况而制定的，它较为实际，适应了经济变动的形势。它使国家扩大了税源，扩大了纳税对象，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国家财政拮据的窘况。它也减少了无地者的赋税负担，同时取消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抑制了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使民众稍稍得以安居乐业。

　　然而，在完全凭人治的社会中，任何制度的推行，在一段时期后，总会遭到人为的破坏和篡改，以致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发生极大的改变。二税法也是一样，在日后长期的施行中，被附加了盐、铁、茶等税，使二税法变得面目全非，再一次导致了唐朝经济制度的紊乱，进而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大爆发。这是后话，在此带过。

　　二税法推行的成功，使杨炎走上人生辉煌的巅峰：

　　可是，巅峰过后，杨炎却面临了深渊。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然杨炎这个宰相，心地却极其狭窄，受不得一点委曲，眶毗必报。他早先刚踏人仕途，就凭着河西节度使吕崇责的宠信，将曾侮辱过他的县令李太简打了个半死。和刘晏结仇后，又进谗言，害死了刘晏。然他不懂政治之道，为对付舆论，竟将害死刘晏的责任推给了唐德宗。唐德宗为此极为愤怒，先将他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走到半道，又将他赐死。

　　杨炎害了刘晏，又因刘晏事被唐德宗处死，这是他始所难料的。 

　




　

　　
细说隋唐65：卢杞
　　中国传统政治对臣子的评判，历来以忠奸为准绳。然将这准绳用到极致，当以欧阳修、宋祁领修的《新唐书》为一巅峰。其典型的一例，是径渭分明地将卢弈、卢杞父子分别列人了《忠义传》与《奸臣传》。

　　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祖父卢怀慎，是唐玄宗开元初期的宰相，以清廉谨慎著称，时称为贤相。父亲卢弈，天宝末为东台御史大夫，坚守洛阳，为安禄山叛军所害，人誉为忠臣。靠着父祖的德业，卢杞以门荫入仕。

　　卢杞的长相极为丑陋，且面带蓝色，被有些人视之为鬼。然他生活不讲究，不嫌旧衣粗食，人们以为他继承了卢怀慎的清俭之风。他又极富口才，说来滔滔不绝，很能打动人。凭着这两点长处，挽回了面貌的短处，一路升扬，周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要职。只有郭子仪对他抱有戒心。这个功勋卓著的中兴之臣，用奢靡来显示他无政治野心，常被歌姬丝竹所环绕，并在这场景中接见百官群臣。他病重之际，卢杞来访，他屏去所有的美女侍从，单身相见。事后，家人问是何故，他解释说：“卢杞面丑，左右见了必笑，然他心险，一旦得权，恐有灭族之祸：”

　　卢杞在政治上的飞跃，起于当歌州(今河南灵宝)刺史。他向唐德宗上奏，说本州有三千头官猪，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唐德宗令移往同州(今陕西大荔)，然卢杞答复说：“同州之民也是陛下的百姓，臣以为用为食。”

　　唐德宗感动地说：“官在掳州而忧他州，真是宰相之才！”

　　遂下诏将官猪赐予贫民，调卢杞进中央担任御史中巫4

　　做了御史中承的卢杞，很能揣摩唐德宗的心理，故而每有奏事，必切中唐德宗的想法。由此，一年后就升为御史大夫，又没出数十天，被拜为宰相。其升腾之快，成为朝中的一大奇事。

　　人们以为卢杞升腾得快，而他自己却认为是历经了磨难，这磨难主要是，面貌丑陋而遭到的歧视，学术低下而遭到的蔑视。他得了志，便开始报复，以发泄积累已久的愤恨。他痛恨贤臣，痛恨能臣，痛恨仪表堂堂之臣，只要稍不如意，便排挤打击，甚至将他们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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