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为相的杨炎，看不起他，托病拒绝一起就食。此外，又在政事上发生了一些分歧。不到半年，卢杞拉拢大理寺卿严郧，摧他为御史大夫，一同对付杨炎，直到将杨炎弄死为止。

　　另一宰相张谧有才有望，并素得唐德宗信任。卢把嫉恨，却难以进谗言，乘陇右用兵之际，请用张锰领军前往，唐德宗没同意，再寻故推荐张谧出镇凤翔，由此将张傲撵出了中央。

　　大臣颜真卿一贯直言极谏，毫无忌讳，对卢杞专权很是不利。由是，卢杞让颜真卿出使宣慰叛乱的李希烈，结果颜真卿被李希烈所杀。

　　前宰相李摇有雅望，人多以为能被复用。卢杞恐怕成为事实，派遣他为吐蕃会盟使，遂使有病在身的李摇亡在了途中。

　　度支使杜佑，以学术和气度，得到唐德宗的青睐。卢杞却百般低毁，最后将杜佑外放为苏州刺史。

　　作为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的严黔，在助卢杞除去杨炎后，逐渐与卢杞意见不合。卢枪假借御史郑詹审狱有误，以此事牵连追究严郧，将郑詹处死，将严郑处以流放。

　　还有许多身为国家栋梁的大臣，伤、亡在了卢杞的手上，朝士扼腕，民众痛愤，然卢杞以他的逢迎之术，讨得了唐德宗的欢心，谁也不敢上言陈明真相，谁也拿他没办法。

　　当时为对付藩镇割据，唐德宗不断用兵。战争得靠巨大的经济开销支撑，财政由此相当拮据。作为掌管财政的度支部门，按照各军呈送上来的报告，每月得支付百余万钱，然国库所藏之钱仅够支付三个月。为解决这个问题，卢杞用了他的党羽户部待郎赵赞来掌管度支，并采用了另一党羽韦都宾的建议：商贾有钱千万者，任其自用；过千万者，多余的上交为军费；战争结束，则移为国用。卢杞上奏唐德宗，被批准施行。

　　然这方案完全是不顾事实虚构而成的，商贾们的财力与其相差甚远。地方政府为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或用刑法，或用搜查，或用暴力，强制商贾上交。商贾们哪来这么多钱，大多是卖了田地、卖了住宅、卖了奴脾，加上借债、典押，勉强凑钱。商贾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不少人只能选择了自杀。长安的店铺纷纷倒闭，市面极为萧条，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一些稍有勇气的商贾，冒着杀头的危险，在长安街上拦住卢杞的车队诉说，然均遭到驱逐。民怨沸腾，终于让唐德宗知道了。唐德宗了解了实情，见此办法根本不足以解决军费，下诏予以停止。

　　军费还是要的，唐德宗要卢杞另想办法。接到命令的赵赞，竟然想出了征收间架、除陌之税。其间架税是：有屋二架为一间，按其质量、数量交税，上等者二千钱，中等者一千钱，下等者五百钱，由吏员进行核查，若发现有隐瞒者，没收抵罪，告发者可得五万钱。其除陌税是：原公私交易，规定征税千分之二十，现抬高到千分之七十。若有隐瞒，每一千钱罚二万钱，告发者奖一万钱。此法推行后，主掌的官吏大肆舞弊，中饱私囊。结果，缴人国库的钱不及以往的一半，然怨愤之声却遍布天下。

　　后来朱砒之所以敢发动“径师之变”，除了政治原因外，间架、除陌之税带来的民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叛乱的军队曾在长安大叫：“从此不再夺商贾之钱，不征间架、除陌之税！”由此，叛乱得到了商人、居民一定程度的支持。

　　唐德宗逃往奉天，卢杞随驾。宰相崔宁从乱军中逃出赶来，流涕痛陈时事，其语直陈卢忆迷惑唐德宗，负有不可浇恕的罪责。卢杞反诬崔叮与朱砒订有盟誓，借着唐德宗之手将崔宁杀了。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大破朱毗之军，欲得唐德宗一见。然卢祀之党纷传，李怀光有诛灭他们的想法。卢忆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动唐德宗不见李怀光，让他去收复长安。李怀光得诏，认为自己千里勤王，建有大功，却不得天子一见，一怒之下，接受了朱沈的拉拢，竖起了反旗，并极言卢杞的罪恶：

　　千夫所指，直指卢杞，唐德宗迫于舆论，迫于形势，将卢杞流放性地贬为远地司马。

　　然人虽贬去了，唐德宗却思念不已，因这些年来，卢杞用刑法为他治朝，将群臣治得服服帖帖，治得他充分享受了君主的尊严，现一朝离去。再也没人像卢杞那般对他歌功烦德，面对的只是天下的怨气、群臣的指责，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们君臣之问心有灵犀，身处远地的卢杞认为自己必能东山再起，说：“皇上必然会重新起用我。”

　　他说中了，不久，唐德宗下诏，让他出任大州刺史：，然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受命草诏的给事中袁高坚决不肯起草，接着，大批谏官纷纷进言，说卢杞已被天下所弃，不诛已算他万幸，绝不能再授为大州刺.史。唐德宗找宰相李勉商量，说是否可以改换小州。回答是，给大州也无妨，只是如何面对天下舆论。唐德宗无可奈何，改任他为遭州(今湖南遭县)别驾。

　　卢杞再也未能回到中央，死在了澧州。

　　卢杞死了，唐德宗犹在思念，为解这思念。起用了其子卢元辅。卢元辅担任了许多要职，所作所为不像卢杞，倒是很有清行，很有名节。舆论是公正的，没有将他与其父相提并论，而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细说隋唐66：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心今浙江嘉兴)人。唐朝的科举重进士，轻明经，陆贽在十八岁就考中了进士，复参加制举中了博学宏词科：按理说，少年得志的陆贽铺在他面前的该是一条锦绣大道，可他执拗的性格，使他在当县尉后，就遭到了一次大挫折，被罢了官。

　　被罢官的陆贽时还无名，在回乡的途中，去拜渴了有重名的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张谧。张锐起初不把他当回事，在他住了三天之后，才予以接见。可一经交谈，便大为惊奇，惊奇之后发出了大赞赏，要求结为忘年之交。陆贽走时，张锰赠送了百万钱，陆贽拒而不受，仅拿了些新茶。

　　陆贽由此出名。

　　唐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听闻了陆贽之名，到登位后，又从派出的使者那里，获悉了陆贽对治国之道的至切建议，遂召为监察御史，再升为翰林学士。从此，陆贽开始谏言，开始建言，他的谏言直切无讳，他的建言每每中的。面对天下藩镇割据的纷乱局面，他在了如指掌地熟识了形势后，以高屋建瓶的大气，分析了割据势力的轻重，并提出了重新部署防务的具体方略。

　　陆贽认为，重中之重，在于强化首都所在地关中的战略地位，他说：“立国之要，当在审视轻重，本大而末小，方得以巩固。治天下，犹如身使臂，臂使指，大小相适而不违。关中作为王箭，为四方之本；长安作为京邑，为王敬之本。其关系是，京邑如身，王瓷如臂，四方如指，此为天子所掌之要。太宗置府兵八百所，关中占了五百，故而天下不敌关中‘，玄宗时期，大卜承平，关中武备渐虚，安禄山得以乘外重之势，一举倾覆二京。由此，关中是王业的根本所在，加强关中战略之位，方能驾驭天下：”

　　这个建议，唐德宗没采纳，遂导致了“泾师之变”。

　　唐德宗逃往奉天，陆贽随驾，参预撰写诏令文书。时事务剧繁，每日诏书不下数百道，其他学士多时写不出一道，惟陆贽从容地一一接连写出，以致一旁的书吏来不及誊抄。并且，他所写的诏书，道道合情合理，考虑周密，文辞畅晓，让人看得明白。

　　从“径师之变”，追究朝廷为政的得失，唐德宗以为“自古兴衰在于天命，不在人事”，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去：而陆贽认为唐德宗大有责任，不推诚信，不纳忠言，亲近小人，刚俊自用，因而需要下罪己诏，重新招徕天下人心。唐德宗听从了，用赦令的形式，夹进了罪已的内容，其下达后，“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重新建立了朝廷的威信。

　　陆贽还分析了朝中君臣隔绝、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下常苦上之难达，上常苦下之难知”，其原因是出于“九弊”，君主居六，群臣居三。君主的六弊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说，恃聪明，厉威严，悠强惶。群臣的二弊是：馅诀，顾望，畏儒。君臣之弊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发生作用：“君主好胜人而耻闻过，必喜侯辞，忌直言，如此则馅诀者进，忠实之言则不闻。君主骋辩说而恃聪明，必强辞夺理以折人，施展权术以诈人，如此使顾望者大得其便，为国谋益者则难达其效。君主厉威严而态强恒，必不能虚心待人接物，群臣恐怕得罪，畏濡之风大长，符合情理之言则无法申呈。”

　　陆贽一针见血，针针见血，揭示了朝廷中君昏臣仿，不能意气相通，不能同心协力，不能融合一体的根本原因。

　　对唐德宗，陆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这个君主想德被天下，然行德不固；在困难时想治理大下，而一旦稍有成绩，便生出骄妄之心。他发出强烈刺激的声音，以求改变唐德宗。他说：‘’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延招不得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焕然一变。……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对陆贽之言，唐德宗在于听一与不听之间，听了心绪并不舒服，然屡奏大效；不听，自以为是，然屡出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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