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真羡慕他们。现在我已经是无官一身轻的平民百姓了，跟一个普通日本姑娘恋爱，有何不可呢？

　　虽然几次约会赵丽小姐都在场，但我感觉她是在有意地撮合我和敦子。敦子是稳重的姑娘，由赵丽陪着显得多么自然，多么亲切！我想这一切都是敦子精心安排的，使我对她又增添几分敬重，对赵丽的话也格外注意。

　　第一次赵丽对我悄悄说：“敦子是费了好多周折才找到您的。”

　　第二次赵丽又对我暗示：“这是我和她认识以来第一次见她那么健谈。”

　　第三次赵丽在敦子打保龄球时又对我说：“庄老师您虽然第一次打保龄球，敦子称赞您打得好，比她技术还好。今后她有了对手，还要再约您打保龄球呢！”

　　赵丽的话的确很重要，敦子对我的感情在升温，我对敦子的爱恋也天天在增长。我一边在家抓紧修房工作，一边盼望着十月初我们说好的郊游。

　　十月二日的早晨，秋高气爽，日丽风清，我们三人乘车来到了颐和园。

　　我边走边给她们介绍说：“这里原是一座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清朝末期，慈禧太后把建海军的经费挪用了，修建了供她享乐的园林。”

　　“为什么叫颐和园呢？”敦子好奇地问。

　　“这里原名叫清漪园。慈禧太后挪用了建海军的经费进行了重建、扩建。太监李莲英为了迎合慈禧渴望长寿的心意，特此把园名改成颐和园。意思是让慈禧在这里保全元气、长命百岁。慈禧高兴极了。”

　　“您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赵丽不禁问道。

　　“过去，我常陪外宾来这里游览，讲解员给外宾介绍时，我很留意地听，所以还记得一些。”

　　我们边走边谈来到了观赏颐和园全景的最佳地点之一的“知春亭”。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什么典故？”赵丽问我。

　　“知春亭小岛位于昆明湖的东岸，遍植桃柳，每当春季来临，这里桃花绽红，柳丝吐绿，最早向人们报告春讯。我国有‘见柳而知春’之说，故该亭以此意而命名。”

　　我们站在亭中驰目纵览，宽阔的昆明湖，壮丽的万寿山，挺秀的玉泉山宝塔和西山的群峰等，尽收眼帘。近、中、远景层次分明，宛如在画中游，令人心旷神怡。

　　“拍几张照片好吗？”我提议道。【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赞成！庄老师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拍照，要多拍几张好的。”

　　“我来给你们拍摄。”敦子热情地说。

　　“咱们轮流。”我补充道。

　　赵丽为我和敦子拍的照片，由于我们情绪很高，玩兴正浓，表情显得很自然。不少朋友看过这张照片后称赞说，庄先生丰采不减当年，敦子小姐在你身旁，笑的那么甜蜜，又有腼腆之感，真是可爱、真有缘分。

　　这张照片是我家照片中的上乘，至今挂在我的书房中，永远激励我向往美好的生活，并永远记住我们美好、真挚的初恋。

　　◆我与前妻鲍蕙荞平和地分手（上）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东走，不久来到了园中之园的谐趣园。这里回廊曲折，藕荷绕湖，景色清幽。

　　我和敦子被一个像门似的景物所吸引，走到近前往里看。

　　赵丽小姐偷偷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按快门道：“这张照片洗出来，好像你们俩人外出归来回家似的。”

　　敦子小姐听后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在想，什么时候我能有个家，天天能回家多好啊！

　　“庄老师，这一时期有些杂志、小报刊登您与妻子离婚的事，我们也不知情，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

　　“这话说来就长了……”

　　敦子小姐可能感到在愉快的气氛中提这样的问题不谐调，对赵丽说：“这使庄先生多为难啊！”

　　“这倒没什么，今天咱们痛快地玩，以后和你们谈好吗？”

　　“庄老师，您的经历、经验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借鉴，我喜欢听您谈话。但今天不谈，您不介意吧！”

　　“让庄先生谈这件事，心里是不好受的，以后这事也别谈为好。”敦子劝慰道。

　　“没关系，人生总是苦乐并行，闪光的人生只有九个字就能概括：跌倒了，爬起来，走下去。和你们谈也是我人生的一次小结。”

　　“好！庄老师，听您谈话并不是听新闻，您能从困境与低谷中走出来，比从坦途中走过来的人，体会更深刻，脚板更结实，意志更坚强。我们更佩服您。敦子，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同意！下一周的晚上，在我屋里，咱们尽情地谈，请庄先生主讲！”

　　我跟鲍蕙荞也有过初恋的美好时光。

　　一九五九年秋，我俩是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认识的。那时我们都住在奥共党校里，每天吃饭时总是听到有人弹钢琴，旋律优美动听，后来我发现是中国代表团中的一位姑娘在弹奏，她和殷承宗一起来维也纳参加国际钢琴比赛。当时，我还弄不清她叫什么名字，见面时只是微笑而过。在回国的途中，我才知道她姓鲍，钢琴弹得好。后来，她在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这是一九六一年夏秋的事，我也刚好第一次获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和单打的冠军。

　　她家住在王府井附近，上下班路过王府井南口的中国照像馆时，她总有意无意地看见橱窗中摆放着我放大的微笑的彩色半身照片。照片上的我微笑着面对着她。

　　一九六二年的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彭真同志及市委领导要观看国家乒乓球队名将的表演，结果我与鲍蕙荞邂逅。她看完我们的表演后，就跟朋友们跳舞去了。我不会跳舞，就去玩游戏，得了一辆玩具小汽车。晚会快要结束时，我见到鲍蕙荞，就把玩具小汽车送给了她。那时我是无意的，万万没有想到，爱神就把我俩拴到了一起。不久，她给我写来一封信，就这样一来一往，我们有了感情，开始了恋爱。

　　我俩都是业务上的尖子，那个年代对我们尖子来说，信仰是动力，道德是准绳，价值是进取，奋斗是颂歌。我一心扑在乒乓球事业上，每届比赛要拿更多的冠军，为国争光，为亲手打碎“东亚病夫”耻辱的招牌而努力。她非常理解我事业上的艰难，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巨大的劳动，要耗去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我也理解她在钢琴事业上若取得出色的成绩，也要和我一样，做出许多牺牲。因此我俩极少有花前月下的美好时光，总是互相鼓励，以事业为重，相爱三四年连结婚的事都不曾想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保皇派”，讲了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被说成是黑尖子、修正主义苗子，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世界比赛也不让参加了，整天写检查，有时去农村参加劳动，根本不能去练习乒乓球。这时，我的心情很灰暗，为国争光的想法已经枯萎，年纪已经二十七岁，是否能结婚呢？

　　在一次我们去农村参加劳动回来后，我见到了鲍蕙荞，她的心情和我一样，钢琴被批判成大、洋、古，许多国外名曲、作品不能练习，更不能演出，又怎能参加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呢？她同情地瞅着我，我走到她跟前，悄悄地对她郑重地说：

　　“蕙荞，过去咱们不结婚是为了事业，现在咱们的事业在哪里，全让革命！给冲了，再这样拖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你还比我大十几天，快二十八岁了，咱们就结婚吧！”

　　她泪花闪闪地点点头，“嗯”了一声。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人人都在提心吊胆、审时度势、规行矩步地安排自己的清贫生活，小有平静就是很好的天时了，事情都要选择这种时刻来急办。路漫漫、黑茫茫，谁也保不住一夜之间又会降临什么样的灾和祸。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正是北京最阴冷的三九天，在中央音乐学院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我们结了婚。按理说，世界冠军和女钢琴家的金玉良缘应该是美满、幸福和欢庆的。但那个时候却是阴森和恐怖洒满人间，每个人就像落地的一片枯叶，被大风扬起，又被抛到汹涌的海浪中沉浮着，哪有真正的欢乐？

　　新婚不久，五月十二日“中央”来了个“通知”，内容是：

　　“国家体委是叛徒刘少奇，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人，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

　　当天晚上，体委来了一些人，把我抓走，还抄了我的家。他们让我交待的“罪行”是，如何反对党的三面红旗的，骨子里是如何反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我被剃成阴阳头，被殴打和游斗。甚至有的人竟扬言，要打断我的右手，看我还怎么拿世界冠军！

　　没过几日，鲍蕙荞也被她们学校的“革命派”抓了起来，要她与我划清界限，揭发、交待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那时，她已有三个月的身孕，可她始终对审查的人说：“我了解他，他可能说错话，但他绝不反对毛主席、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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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敦子小姐的房间里，我开始回忆起和鲍蕙荞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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