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这一招现在也失灵了。看来我们是山穷水尽了。这一大堆卷宗几乎把我埋了进去，一些早期的纸张已经开始发黄、变脆了，翻开的时候可以闻到故纸堆那种特有的时光气味。昨天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于是今天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在卷宗里证实自己的想法。果然是有这么一回事：最先是死者的老母亲发现儿子的房门没有关好，这才走进去，发现儿子已经死亡了。问题是老人心理上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硬是逼着“120”把儿子拖到医院“抢救”了一番。按照医生的说法，到医院的时候人都已经硬了，但是实在是被老母亲逼得没办法，一边向老人家声明人早死了，抢救只是白花钱，一边把尸体当活人抢救着。能从医生那里得到些什么吗？我向郑老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郑老指了指自己的抽屉，当时的“抢救”病历早就在他那里了。我拿着这几张薄薄的纸，好像是拿着最后的救命稻草，可以说医生在病历上的字迹只怕是全世界最难辨认的文字之一，幸好我自己还做过医生，对这种鬼画符还能连蒙带猜地弄个明白。这时候医生的一行小字吸引了我的注意，“CT示左颅骨骨折、左硬膜下血肿”。没有哪一家医院会对死者做CT检查，我想只怕又是老母亲的强烈要求才会有这样的怪事，但这事哪怕再奇怪仅凭医生的这几个字也解决不了问题，颅脑的损伤早就被尸检证实了，这几个字并没有提供新的信息。但是我发现郑老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熬夜这么多天显得有些苍白的脸上有了一抹红润，就连皱纹好像也熨平了许多，莫非他已经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难道是郑老找到了CT片？我马上拨通了家属电话，但是我还是失望了，案发之后家属已经搬了三次家，CT资料早就不在了。看过《母爱》的朋友应该还记得，一套能把CT资料三维重建的软件在那个案件中立过大功，现在我又想起了它，但是如果CT资料没有了，这套软件再神奇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失败的情绪再一次笼罩了我。看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郑老倒是忍不住笑了：“家属没有了，医院应该还有嘛，CT机做的每一个CT资料都会在电脑上自动编号、备份。”说完郑老打开了身边的电脑，原来他已经拿到CT资料了！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我是第一次见到人已经死亡了医院还被家属逼着做CT；我们还得感谢这台五年前的CT机没有报废，也许真是冥冥之中并不希望有冤案发生吧，总之，我们现在有机会了。郑老自己操作着电脑，稍微显得有些吃力：快七十岁的人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多四十刚出头的人还不会用电脑呢，我和伟城都提出过让我们来帮他做电脑处理，但郑老总是说我们还有我们的事情，坚持着自己的“二指禅”：他只会用两个食指来操作键盘，我们开玩笑起了一个“二指禅”的名字。这项操作对郑老困难不小，医院保存的CT资料都是DCM格式，这种格式一般的看图软件根本无法识别，选择需要的图片、设置参数、三维成像，整个操作过程任何一步错了都会让所有工作前功尽弃要从头再来，看着郑老一遍遍地重复着操作，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蜘蛛在风雨中一次次拉网而决不气馁的故事；只不过这一次拉的不是捕虫的蜘蛛网，而是捕获罪犯的法网。失败了十几次的郑老终于成功了，一切清清楚楚地显示在电脑上：左侧颅骨骨折在三维状态下清楚地显示出它是由三条笔直的骨折线汇聚到一个点构成的，这说明是砖头的一个角打到了这个地方，而右边的骨折则有一个明显的弧形，看着这个弧形我甚至明白，作案工具是一把一头圆形的钉锤：既不是一头呈球形的奶头锤，也不是尺寸很大的油锤。解剖结果早就告诉我们左侧才是致命伤，也就是说是拿着砖头的哥哥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而弟弟的行凶对象不过是一具尸体，我觉得他无罪释放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总比他一家绝后好得多。郑老脸上的笑容似乎让他突然间年轻了十岁，可我倒是有个问题很想问问他了：“这次要是没那么巧，我们没解决问题怎么办？”郑老好像没听懂我的话，又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写上‘不知道’不就完了吗？”我忍俊不禁，事情之所以很复杂，多半是因为人们把它想得太复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不是在几千年前就说了这个道理了吗？

    异梦上午我走进派出所的时候正好看见他被两个民警从审讯室里面押出来，看着他的脸我总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到底在哪儿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的问题在吃午饭的时候终于得到了答案，给我答案的居然不是警察，而是几个交头接耳的妇女。虽然她们的神色好像是知道了什么惊天的秘密，但是话音却响亮得好像唯恐有人听不见——前不久闹婚变的某著名电视主持人杀死了他新婚不到半年的妻子。我认不出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奇怪，因为我几乎不看电视。何况现在他的落魄和电视节目上的神采飞扬根本就判若两人。我奇怪的是，这样的案件怎么没有法医的参与？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比如说在犯罪现场直接抓到了犯罪嫌疑人，或者是现场有充分的证据，那么是可以先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但是讯问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而逮捕还需要更充分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法医的手机总是要二十四小时开机了。正在胡思乱想着，手机响了。电话是L区刑侦大队队长打过来的。这个案件并不是他辖区内的案件，他打电话过来的原因是：死者是他的侄女。他在电话里简要地通报了案情：今天早晨七点多钟110接到群众报案，说某居民小区有一女性从高处坠落，当场死亡。民警到现场调查后发现死者就是该居民小区五楼的一位住户，某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新婚妻子。死者坠落的位置离自家阳台不远，右眼青紫，身上仅仅穿了一件T恤和内短裤，连鞋子袜子都没看见，但脚底却是干干净净的。民警顿时疑窦丛生，赶到死者家里时候只见男主人神色慌张，家里一只摔碎的花瓶还没有整理干净。虽然这时候男主人口口声声说自己冤枉，民警们也不得不请他“协助调查”了。最后他加了一句：“据我了解，死者丈夫最近与其他女性有染。”不愧是刑侦队长，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陈述了案情，语句简明扼要，但是每一句都直指要害。如果他所说的都是实情，那么这对于高坠案件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证据链：死者的丈夫与他人有染，夫妻之间产生争执（摔碎的花瓶）甚至打斗（右眼青紫），然后恶从胆边生的丈夫将没有防备的妻子（死者衣衫不整）摔下了自家的阳台（如果是自杀，不可能不穿鞋袜同时脚底干净）。但毕竟这一次他是死者家属。我苦笑了一下：死者是刑侦队长的侄女，嫌疑人死者的丈夫是公众人物，案件我还没接手，满城就已经议论纷纷了，而死亡原因，却是能让每一位法医头痛不已的高坠。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疑云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包括我自己。果然很快我就接到了下午去现场的任务。整个中午我都在胡思乱想，可能是做过六年外科医生的缘故，我经常会不自觉地把这两个职业作比较：法医和外科医生的工作有时候还真有点相像：经常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而你对此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做法医和做外科医生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法医是医学的一个分支，但它和医学其他的分支区别实在是太大了：医学其他的分支诸如临床、护理、药学、预防等等，它们的面向的都是疾病，是人类抵御病痛侵袭的武器；而法医面向的是法律，是人类抵御他人不法侵害，捍卫自身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武器。就拿这起案件来说吧，如果我还是一个外科医生，我需要弄明白的是死者身上哪里的损伤是致命的，从而作出临床诊断或者是死因诊断，这一点往往很简单，通常一眼就可以看出死者最严重的损伤。但是作为一个法医，最重要的任务弄明白死亡方式，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个问题涉及众多其他学科的知识：现场、痕迹、逻辑、心理……有时候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对法医的综合素质的测评。而一旦判断失误，也许误导了侦察方向，最大的失败还在于侮辱了法律的尊严。这种差异性就是法医工作挑战性所在，也是我为什么喜欢法医工作的原因。胡思乱想归胡思乱想，还是要打点起十二分的精神，迎接这个挑战。我做了一个有点让大家意外的决定，去现场之前，我先去看望了嫌疑人。就在大家还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完成了检查。其实说穿了一钱不值：如果这个案件是他杀，加害人很可能就是丈夫。但是千万不要小看了女性的反抗，她们的指甲和牙齿往往是最好的武器，我甚至见过一个拼命抵抗凌辱的女性咬下了罪犯的舌头，正是这半截舌头让罪犯最终落网。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临登车去现场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不能说明什么，也许她来不及抵抗，或者抵抗太轻微，没有给嫌疑人造成明显的损伤。我仔细地观察着死者：我以为娱乐圈名人的妻子应该是美艳无双，但我看到的却是短发下一张未施脂粉的圆脸，这甚至让我觉得她还带着几分稚气。刑警队长说的情况都十分准确：她的右眼青紫，衣衫不整，没有穿鞋，但是脚底却十分干净。而且我刚才在事发房间看到了那个打碎的花瓶，它原来的位置应该是在电视柜上，现在飞出了两米多，打碎在茶几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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