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在广东高要县，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一阵激辩。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是剥削，他很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放开雇工等问题。1979年底，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发现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这场大辩论要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 000公斤，赚的钱据说也过100万元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是尘埃未定。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讲话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年广久因邓公一言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这一年，写出了《日本，世界第一》的美国人傅高义跑到了广东，他发现，一大批的小工厂正在这里悄悄地、大面积地兴起，他们的创始人竟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而他们办工厂的形式被当地人称为“三来一补”。

    所谓“三来一补”，指的是工厂的产品样式、原料和设备均由境外运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再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出口，内地劳工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费。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工厂是1978年8月创办于顺德县的大进制衣厂，第一年港商支付的加工费是80万澳元。这种形式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迅速蔓延开来。它依靠港商解决了原料、技术和市场渠道问题，成为南方工业兴起的主要模式。就在大进制衣厂创办后的3个月，东南亚最大的毛纺制造商——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的曹光彪在珠海创办了香洲毛纺厂，香港媒体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的新概念。

    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创办工厂的港商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据傅高义的记录，“东莞官员估计，与香港签订的合同中，约有50%是与原来的东莞居民签订的。很显然，广州的省政府与它下属的县政府在对待偷渡客的问题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这一年，广东省的报纸上充斥着打击偷渡客的各类新闻：12月，省政府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对偷渡未遂者的处罚相当严厉，而同时，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地方官员则开始欢迎早年的偷渡客回乡办工厂。特别是在东莞、中山等县，大量的“三来一补”项目都是当年的逃港者回来办的。一位东莞干部对前来采访的傅高义说：“十年前我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与那些留下来的老实农民不一样。”

    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也是在那一年，东莞县政府设立了以个叫做“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的机构，宣传“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图章办事”，港商在这里签一个合同，顶多个把小时，这在当时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机构一共了十年，东莞的工厂数目年年猛增，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引进外来资金17亿美元，为全国县级城市之冠。

    在7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人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复活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在南方的福建，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以更委婉的手法写出了人们对摆脱贫困的渴望：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疼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经济学人》在年终报道中统计说：“在经过了20年的匮乏后，北京的各项指数开始疯长。1979年，中国制造了3.34亿条麻布口袋，8.5个白炽灯泡，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的电视机产量更是比1978年年增长了15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8%，因此中国政府承认一些人的实际收入事实上下降了，但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平均增长达到了7.6%。”一位叫H·詹森的欧洲人回到了上海，35年前他在这个远东最大的殖民城市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是丹麦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如今他看的上海是一个处处遗留着殖民地痕迹的城市。“在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经没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没有一个人提及政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商品、进口、美国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轿车。”

    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到来了。

    1979年12月31日，方脸瘦高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被释放出狱，四年前他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长文而被打成反革命，据说最初已经内定为死刑，后来案子一拖再拖才没有真的判下来。这年下半年，四川开始清理“文革”的冤假错案，牟其中等人被宣布无罪释放。他没有回到县玻璃厂继续当他的烧炉工人，而是在出狱一个月后，向人借了300元钱，成立了一个“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这时候，他已经是将近40岁的人了，19岁那年，他曾经填过一阙《虞美人》，词曰：“九人踏雾入山来，重登太白岩。一层断瓦一层草，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垣颓柱斜庙已败，何须再徘徊。愿去瑶池取玉柱，莫道大好山河无人顾。”

    好一个“莫道大好山河无人顾”，写得如此好词的牟某人终非池中物，他的一腔少年意气在政治理想上空掷二十载，现在却要一股脑儿地宣泄到商业大海中了。“牟其中的年代”果然很快就要到来了。


【企业史人物】：“傻子”年广九

　    1979年，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涌回城市，中央决定解禁农村工商业。但谁也没有想到，1980年，一个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将给中国的理论家捅出一道天大的难题。 


　　在安徽芜湖，一个小生意人的命运正在改变中。他是一个文盲，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他的生意是炒瓜子。年广久虽然不识字，但十分精明。他炒出来的瓜子非常好吃，慢慢地在街坊邻里中出了名。年广久给自己的瓜子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傻子瓜子。很快，“傻子瓜子”竟成为芜湖小有名气的品牌。第一个报道年广久的芜湖市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国胜这样形容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虽然是夏天，天已经黑了，摊位上已经没有什么顾客了，按道理他都应该收摊子了，但他没收，在这儿等着我，我记得他坐在一个长条凳上，弯着腰，托着腮等着我。当时给我第一个印象，他像个大问号。” 


　　在当年，对年广久来说，个体经济能走多远，是个问号；对陈国胜来说，个体户能不能作为典型进行报道并号召人们来学习，也是个问号；连美国的《新闻周刊》也在文章标题中用问号质疑：《邓小平能救中国吗？》。 


　　多年跟踪采访年广久的安徽工人日报主任记者田柏强形容当时的年广久，“当时跟着他的父亲做小商小贩，卖苹果卖什么。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生活特别困难的时候，他苹果生意做不下去了，就跑到江西去贩板栗。板栗属于粮食，粮食是不允许做的。他作为投机倒把被关了一年，关了一年之后他被放了出来，他就买一点葵花籽炒一炒，拿到街上去卖。卖了一点瓜子赚一点钱，养家糊口。” 


　　当陈国胜的报道《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在全国传开后，年广九和他的瓜子名气大了，生意也更旺了，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的瓜子。甚至外地人到了芜湖都要买两斤傻子瓜子带回去。年广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毫不隐讳自己有钱了。“钞票霉了，就晒在防震棚上。几十万就晒在上头，我们市委的人讲，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我说我钞票霉了。” 


　　年广久晒钞票是当时芜湖城人们最乐于传播的话题。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有人发现，年广久因为瓜子生意好，请来的工人居然已经达到12个。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很快成为一场十分敏感的大辩论，遍及全国各地。年广久虽然照常炒着他的瓜子，可是每天总能听到一些对他不利的风声，过去的经历历历在目，这些都让他惶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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