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说打办，所谓的打办就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怎么样迫害他，怎样追着他，没收他的瓜子，通过他的谈话当中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害怕政策变，再回到过去那个岁月，也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陈国胜说。 



　　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支持，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的安徽省农委对傻子瓜子作了一番调研，随后写了一份报告上交到中央，这份报告最后被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到了这份报告后，表示可以“放一放”和“看一看”。邓小平的这六个字，等于给年广久放出了一条生路。这时候，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在被邓小平点名保护后，年广久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然而，光鲜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危机“他不识字，有段时间芜湖市的新芜区和他搞联营，搞了个瓜子公司，他在里面任总经理。任总经理的时候，当时他账目搞得很乱，因为他不识字，下面人拿一个条子给他批，他就画个圈，圈阅，所以他这个账目很不清，挥霍浪费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陈国胜说。 


　　这些问题在傻子瓜子的迅速发展过程中被掩盖了，一直到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一时间人潮涌动抢购傻子瓜子。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资金链也一下子断裂了。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芜湖市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审判拖了两年，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终究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一直到1992 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一次点到了傻子的名。一个月后，他被宣布无罪释放。直到这一天，压在年广久身上长达12年之久的问号终于圆满地化成了一个感叹号。 


　　2006年年底，财经作家吴晓波特地前往安徽芜湖，去采访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那里的人们依然记得他。他的傻子瓜子已经交给了儿子打理，自己则和第四任妻子守着一家傻子瓜子的店面。言谈中说得最多的，还是感激邓小平。


【企业史人物】：“老板”袁庚

　　在蛇口，袁庚并不忌讳人家叫他“老板”(Boss)，这种对资本家的称谓用在他的身上似乎蛮恰当的。在前后15年时间里，他像老板一样地掌控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缔造了它，他像父亲一样地塑造它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从规章制度到种在坡上的树，他一心想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前程远大。在某一时刻，他好像还真的成功了。尽管在离开的时候， 
 
    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但是在灵魂上，他始终是蛇口的主人。

　　袁庚是中国企业史上某一群体的标本人物。

　　你很难分清楚，他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企业家，他的官衔是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是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着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和政策的制订及执行权，特别是在蛇口这样的“试验区”，他几乎向中央讨到了可以下放的所有权柄。而同时，他又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招商局在1979年只有不到1亿元的资产，而到他离开时已经是一家资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超级公司。这一部分的资产增值，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也无疑是垄断前提下的制度性产物——招商局拥有蛇口开发区的土地开发权。你很难用公平或不公平、合理或不合理来解读它，在某种意义上，它俨然就是历史本身。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此言被传媒和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颇有“炫耀”之义，但是，在史家看来却未必是事实。蛇口的试验，决非“无知者无畏”式的变革，文化学者余英时在《戊戌政变今读》中说：“8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力量：一股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袁庚是前一类人的代表。炮兵团长出身的袁庚决非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他应该是19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制度变革派的标志人物，从他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天起，他就将之当成了社会改革的试验场，一开始，蛇口就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之所以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15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2000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实际工作待遇上一律无效，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选举。1986年，蛇口实行民主选举，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有5名董事当场落选。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即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数压上，了无退却之意。

　　袁庚很善于以经济的高速成长来博取中央的支持，在这方面他可谓深谙中国为官之道。1982年，他让人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在陪同汇报时十分“狡猾”地将了邓公一军，他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据说，袁庚一言至此，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此后，这一标语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改革经典语录。

　　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1992年，已经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后，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进入2000年之后，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2004年6月，蛇口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

　　袁庚在晚年曾经有过一个喟叹。他说，他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让蛇口错过了另一种也许更有效率的成长模式。他指的“错过”是，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诚、巨贾霍英东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来蛇口参观，他们提出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婉拒了。晚年袁庚的遗憾似乎是，如果当初允许李、霍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19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惟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时，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袁庚1917年生于深圳(早年叫宝安)。他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象。1949年，当上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贫穷的家乡，30年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在经济上“解放”了这块土地。他的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部是当年与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万里等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恍如前尘隔世。



《激荡三十难》：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墙》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大江南北风调雨顺，举国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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