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打官腔：“国人教育未能普及，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反生流弊。”
　　张一麐据理力辩，袁世凯不为所动，气得张怏怏而退。
　　谁知第二天，袁世凯又召他入见，嘱咐将预备立宪做一个详细的说帖交上来。张一麐对领导何以判若两人大惑不解，后来更是看到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联袂上奏的预备立宪稿，即他所拟，未易一字。
　　原来，袁世凯是故意模仿守旧派的腔调，与他争论，“以作行文之波澜”。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就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慈禧：“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
　　袁世凯：“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其实，女儿眼中的袁世凯是简单的。
　　据袁静雪回忆，父亲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坐下时，两腿叉开，两手放在膝盖上，绝不跷二郎腿。
　　每天六点，准时起床。早餐永远是一海碗鸡丝汤面和一大盘鸡蛋，午餐则少不了清蒸鸭子。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揭，三卷两卷扒拉下来——袁世凯大口嚼着自己的最爱，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因为奉行“能吃才能干”的信条，他喜欢用大号餐具，并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不行”挂在嘴边。不仅自己饭量大，还号召儿女们多吃，以成大器。
　　然而，世人眼中的袁世凯却是阴险的。
　　民国名记黄远生锲而不舍地跟袁世凯作对，天天在报纸上挑衅袁大总统。
　　在一篇《袁总统之师父》的评论中，他说：“当年满人中的杰出代表良弼留学东京时，亲见革命风潮之烈，谓其大佬曰，‘勿忧，此辈每月给上数百金，赏一顶戴，即闭口矣。’现在民国初创，袁总统不思息内乱而御外侮，唯知以上将、中将的勋位牢笼其徒卒。可见，袁总统者，放大之良弼也；良弼者，袁总统之师父也。”
　　黄远生显然没看过《批评官员的尺度》，是以此文还有姐妹篇《袁总统之徒弟》。
　　一日，黄记者的车夫和另一个车夫当街吵了起来。于是，袁总统的徒弟——一个站岗的巡警走了过来，叱责道：“吵什么吵什么，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
　　黄远生一拍大腿，顿悟了：“原来共和是拿来对付的，袁总统的教导果然普度众生！”
　　无论褒贬，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强大的个人魅力。它甚至感染了太平洋彼岸的《纽约时报》：整个中国，能否产生另一位像袁世凯这样具有组织才能和个人影响的政治家，是大可怀疑的。
　　
　　第一章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
　　
　　历史对政治人物的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1908年9月，袁世凯五十大寿。
　　位于王府井附近锡拉胡同的袁府，勉强挤下了一千人。北京的权贵，无一不在，扔颗炸弹下去，孙文（1866—1925）的革命便成功了一半。
　　正厅前搭起了一座戏台，京剧名角谭鑫培正在卖力地演出。
　　两天前，谭府。
　　内阁大学士那桐亲自造访，表明来意：请到袁府唱一出。
　　谭鑫培炙手可热，连慈禧都是其粉丝，自然得“燕十三”一把。
　　他对那桐道：“你要给我请个安，我就唱。”官居一品的那桐没等他说完，安已经请了下去。
　　胡同通往东华门的大街上挤满了马车，军警沿途站岗。
　　当天，北京和天津的寿联、寿屏销售一空。
　　望着那一对对用上好的泥金笺制作的联子，袁世凯五味杂陈。
　　有猷（yóu，意为谋略）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
　　这是庆亲王奕劻（1838—1917）的对联。
　　作为最后一任领班军机大臣，不问政事、专心纳贿的奕劻被人戏称为“庆记公司”的老板。
　　与紫禁城落日余晖的衰败景象不同，坐落于安定门外的庆王府门庭若市，喧嚣繁华。
　　除了美轮美奂的戏楼和日复一日的筵席，厅堂中还悬挂着奕劻手书的家训：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
　　然而，言行的巨大反差让人不得不感慨：赞扬戒律是一回事，遵守它则是另一回事。
　　发迹前的奕劻，是个连上朝的官服都要靠当铺借贷的穷贝勒。
　　不堪回首的往事铸就了其贪婪敏感的性格，以至于身居高位后只争朝夕地捞钱。
　　面对王朝越来越瘦，王府越来越肥的奇观，不知道的还以为奕劻是潜伏在清廷内部的同盟会会员。
　　一次，一个叫林开谟的官员外放为署理江西学政（代理主管江西教育）。就任前，按例须遍谒军机大臣。
　　结果在拜访庆府时三谒不得其入。
　　门卫见他榆木脑袋敲不醒，只好点破：“我的林大人，尚有三种名目，共计七十二两的门包呐。”
　　谁知林大人就跟第一天到中国、刚下飞机般天真，指着门壁上张贴的奕劻手谕“严禁索贿”道：“王爷既有此话，我怎么敢？”
　　门卫哭笑不得，就差回他一句：“你还真信啊？”
　　当然，场面话是不能乱讲的，门卫正色道：“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你林大人的这个钱也不能省！”
　　费尽周折总算走马上任，可林开谟还是没开谟（策略）。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京中书信，内称“只要八千银两，便能代为运动，免去署理二字，实补此缺”。
　　可惜，林学台从小被应试教育洗脑，根正苗红，不信我天朝会有此等卖官鬻爵之事，当即付之一炬。
　　结果很快迎来朝旨：着即开缺，发回原任。
　　其实，更多的官员早就浸淫得玲珑剔透，无须奕劻劳心。
　　一个道员级的闲官陈壁，常因仕途偃蹇长吁短叹、指天骂地，被他在京开金店的亲戚瞧见。
　　亲戚隔三岔五出入庆府，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在某次拜访时将店中所藏的稀世东珠献与奕劻。
　　庆记公司的董事长被震住了。他端详良久，假意问道：“其价几何？”
　　亲戚道：“这是本家陈壁所献。”
　　奕劻故作惊愕：“素昧平生，安可受之？”
　　亲戚坦然道：“他想见一见老王爷，只是未敢造次。”
　　有金钱铺路，除了造反，造什么都行。
　　隔日，陈壁进入庆府，呈上借来的五万两白银，并不失时机地拜奕劻为干爹，惹得老头儿乐不可支。
　　陈壁果然毫无悬念地平步青云，一直当到邮传部尚书。
　　行贿在我国是一门口传心授、实践性强的学问，没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
　　因此，比起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来，陈壁还稍逊风骚。
　　陈总督既是干儿子，又是干女婿。他老婆虽说不混娱乐圈，但很早便认了奕劻做干爹。俩人双干合璧，把老庆哄得团团转。
　　作为义女，陈夫人像驻唱歌手一样常年扎在庆邸，奕劻上朝时，亲自为其挂朝珠。冬寒珠凉，则先于胸间捂热，而后挂其颈上，以至坊间笑传“百八牟尼（念珠）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
　　陈夔龙更是尽其所有，日夜孝敬，搞得奕劻都不好意思了，劝诫道：“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
　　陈夔龙慷慨道：“儿婿区区之忱，尚需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
　　受贿在庆记的确成了琐事。
　　军机大臣鹿传霖曾任陕西巡抚十多年，对关中各州县官缺肥瘦的熟稔程度，却远不如遥坐京师的奕劻。
　　而且，庆府客厅的御案上常置一盒，来客入见奕劻，必将银票金条主动投入，以免去交接时一番你推我搡的虚假客套。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帮袁世凯搭上奕劻的是轮船招商局总办杨士琦（1862—1918）。
　　在此之前，主管总理衙门的奕劻恼恨大头同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走得近，一度通过部下放出话来：“袁慰庭？他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
　　的确，袁世凯曾对心腹说：“满员中只有一个荣禄，然而暮气已深。剩下的全是尸位素餐的饭桶。”
　　1903年，荣禄病危，袁世凯打听到继任者正是奕劻。
　　为了扭转不良印象，他祭出首席智囊杨士琦。
　　此人为大头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心机之深不下于徐世昌。如果徐是荀彧，杨便是贾诩。
　　举人出身的杨士琦早年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随幕主和洋人签订《辛丑条约》。
　　彼时，李鸿章已精力不支，懒得与同为议和大臣的奕劻废话。洋人有什么新的动议，他都派杨士琦前去通知。
　　善于逢迎的杨士琦很快便跟奕劻混熟，为后来的牵线搭桥埋下了伏笔。
　　即使对纳贿比纳凉还轻松的奕劻而言，杨士琦奉上的也是天文数字。
　　十万两银票。
　　内心狂喜的他假惺惺地推让：“袁慰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
　　杨士琦淡定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日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每天都得进宫，而老佛爷身边的太监一定会向王爷道喜讨赏，费用很是不小。这点微薄心意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以后还得特别报效。”
　　滴水不漏的说辞让奕劻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巨款。
　　袁世凯果然说一不二，不但包办了庆府的婚丧嫁娶、子孙满月，还定期馈赠三万元的“生活费”。
　　回报也很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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