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借奕劻之手，缔造了一个“天下督抚半出于北洋”的晚清政局。
　　透过窗户，望着进进出出的官员、商人和文士，袁世凯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所有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合到一起，将袁府这场寿宴变成了一座舞台。
　　一年前的舞台是奕劻的七十大寿。他一面宣布禁止收礼，一面暗备账册，将之分为“福、禄、寿、喜”四个级别，按礼金多寡分别入账。一些财力不济的官员送的寿屏和小红包则打入别册，压根儿进不了主人的法眼。
　　但对一不缺钱、二不贪财的袁世凯来说，收礼的目的只是衡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轻重，以此为据调整人事安排。
　　人生不能没有自己的剧本，否则便会生活在别人的剧本里。
　　到场拜寿之人，十之六七都是大头本子里的角色，不用写人物小传，也能了如指掌。剩下的则是群众演员，或曰“历史的过客”。
　　奕劻虽未到场，也是个重要配角。别看杨士琦日日奔走于满族权贵之门，送钱送脸，恭维谄媚，背地里却蔑称这帮寄生虫为“童”——某贝勒为“童昏”，某亲王为“童顽”……
　　谁控制着谁，单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而奕劻，就是袁世凯最大的傀儡。他操纵着这只投币式木偶，拖垮了清廷。
　　外间忽然一阵骚动，放眼望去，原来是张之洞（1837—1909）的贺联到了。
　　朝有王章威九译（泛指西方列强），寿如旦召佐重光。
　　上联称赞袁世凯是外交能手，下联则用辅佐周成王的贤相周公、召公比喻赞襄清廷的自己和大头。
　　时人以“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形容这对泰山北斗，殊不知有什么都不如有兵。
　　在晚清编练新式陆军的进程中，张袁二人一南一北，不分伯仲，但前者无意培植私人势力，后者则伺机坐大。
　　讽刺的是，由于张之洞看重军人的文化素质，新军第八镇中识文断字的书生兵云集。而“启智”的直接后果便是将湖北变成了亡清的导火索。
　　风烛残年的慈禧最后一次重要布局便是将两大“柱石”调京任军机大臣，借机褫（chǐ）夺兵权。
　　袁世凯还好说，直督任上经营多年，京城亲信遍布，又兼着一个外务部（外交部）尚书，不练兵大不了去搞外交，只身入京的张之洞却可谓龙离大海，虎落平阳。
　　张大人进京后住在远离紫禁城的先哲祠，上朝多有不便。袁世凯立刻出面将锡拉胡同的一所大院腾出来给他住。
　　张之洞固然免去了奔波之苦，但付出的代价是日夜受袁世凯监视。
　　一次，某外省官员来京面谒袁世凯，大头随口问道：“可曾见过张中堂？”
　　来人如实道：“未见公，不敢往。”
　　袁世凯点头道：“嗯，昨天看门簿时的确没有你的名字。”
　　两虎相争，慈禧的目的已然达到。
　　其实，以袁世凯的度量，张之洞但凡放下一点清高的架子，两人也绝不会闹僵，毕竟后者的资历与功名是大头望尘莫及的。
　　但张之洞估计是对买卖文凭（大头的功名是捐的）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偏要倚老卖老，在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途经江宁（南京）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作为署理两江总督，在为大头饯行时，张之洞喝着喝着居然假寐了，旁人也不敢叫，袁世凯实在等不及便先走了。
　　谁知张大人酒“醒”之后，急命属下去追，要请他回来。
　　大头本想作罢，却耐不住众人劝，只好折了回来，不尴不尬地演完这场“把酒言欢”的送别戏。
　　还有一次，已是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路过保定，会晤袁世凯。
　　席间，袁世凯的亲信、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省长）杨士骧作陪。
　　对翰林出身的杨士骧，张之洞眼前一亮，热聊起来，所谈全是翰林院的旧事，把袁世凯晾在一边，旁若无人。
　　大头枯坐在侧，一句话都插不上。
　　事后，张之洞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布政使）仍有杨莲府（杨士骧）！”
　　袁世凯听说后，打趣道：“你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
　　杨士骧笑道：“纵使香帅有此意，我也不愿伺候这种上司！”
　　香帅传奇
　　少年得志的张之洞16岁中解元（头名举人），在时任河南巡抚的大哥张之万幕中当文案。
　　才识不凡的小文案看不惯迂阔守旧的官场陋习，经常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张之万看了奏稿，心想“这要交上去自己就该回家卖红薯了”，便开玩笑道：“写得很好，但留待老弟当封疆时再入奏也不晚。”
　　会试时，张之洞依旧放言无忌、指陈时政，引起了阅卷大臣的争议。最后是慈禧力排众议，将之定为探花。故终其一生，张之洞对西太后都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同治驾崩时，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强立四岁的光绪，遭到群臣激烈反对，吏部主事吴可读甚至服毒死谏。眼看局势即将失控，张之洞站了出来，大义凛然道：“本乎圣意，合乎家法”，用一封气势磅礴、论证严谨的奏疏挽狂澜于既倒。
　　外放山西巡抚任后，他大搞禁烟；而在两广总督任上，为了筹措军饷，又大力发展博彩业（开赌），引来种种非议。
　　1903年，刚当上领班的奕劻邀请张之洞赴京商讨特科考试之事。
　　在乾清门外军机处值房的台阶下，张之洞止步不前。任凭谁招呼，就是不踏上去。军机大臣瞿鸿禨（激，1850—1918）猛然醒悟：雍正曾御笔批示，军机重地，擅入者斩。
　　二百年过去，祖制早已被淡忘，张之洞却自律甚严，谨小慎微。
　　奕劻无奈，只好让瞿鸿禨等陪张之洞在门外开露天会议。
　　1880年的“庚辰午门案”更是立体展现了张大人的宦术之精。
　　案发当日，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妹妹（奕譞的老婆）送中秋节食品。按规定，太监出宫不能走午门，当事人李三顺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执意要走，同午门护军发生争执。
　　李三顺强行闯关，却因生理缺陷，不敌护军。一气之下，他扔了食盒，泪奔而归，向慈禧告状。
　　慈禧大怒，非要严惩这几个打狗不看主人的护军，“首犯”还要办成死罪。
　　朝野不服，群情激愤。多方协调下，终于改判为流放或监禁，而肇事者李三顺却全身而退。
　　清流党愤然于胸，纷纷上疏抗争。被尊为清流领袖的张之洞却岿然不动，坐看云起云落。
　　两个月后，戏剧性的事发生了。
　　这天中午，慈禧坐在西暖阁，正准备吃饭，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忙问是谁，回答说“内监”。放眼一看，却是个平民老汉，一边手持烟杆，吐着烟圈，一边吐痰不止。
　　慈禧震惊了，命人捉拿审讯后得知，原来老头认识宫里一个太监，请他带自己到宫里开开眼界。
　　两人从神武门进宫。护军因前车之鉴，不敢阻拦。随后，太监有事离开，老头转来转去迷了路，便走进了深宫。
　　慈禧又大怒。老头被处死，太监和护军或革职或充军，上谕则颇为讽刺地写道：“门禁松弛已极，实堪痛恨。”
　　张之洞发现火候已到，立刻出马，上疏痛斥太监种种令人发指的猥琐行径，描述门禁形同虚设的可怕后果，并请下旨让内务府对太监严加约束。
　　疏中只字不提午门护军的冤屈，却旁敲侧击地使慈禧“自悟”，暗中减轻了对护军的处罚，薄惩了李三顺。
　　恭亲王奕訢（xīn）拿着章疏对一干御史道：“你们上的折子真是笑话，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
　　要是还看不懂张香帅的辗转腾挪，同李鸿章比较一下便明朗了。
　　如果说李鸿章是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棱角，甚至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对张之洞而言，废科举可谓晚年最华丽的一次转身。
　　此事由袁世凯牵头（直隶总督），张之洞出面（士林楷模），四个省部级高官联衔，声势浩大。
　　无论过渡如何平滑婉转，终结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取材标准，还是对世道人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
　　山西籍举人刘大鹏，在一富商家担任塾师近二十年。废科举的噩耗传来后，世界观崩塌了。
　　在日记中他哀号道：
　　早上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垂之永久；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同人之失馆（失业）者纷如。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其实，刘大鹏所幻灭的，正是袁世凯所希冀的。
　　“发展现代教育，培养新式人才”云云只是表象，对大头而言，废科举的意图只有一个——粉碎中国式成功学。
　　由于中国不出产萨特，没人告诉草民“他人即地狱”，因此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
　　事实上赌场里哪有什么“成功”可言？我们被蛮横地剥夺了“不想成功”的权利，还被嘲笑为废物——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追求的，这种逻辑还真是天下无敌。
　　更可怕的是，你因社会而变态，社会因你更变态。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年轻时蕙质兰心，渴望自由，追求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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