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倘所属地方出有巨股土匪重案，定唯该督抚是问。”这是当年下发的上谕，里面严词怒斥了各地大员于时事多艰之际养尊处优、荒废吏治，以至酿成地方巨患。
　　对此，瑞澂又表示不理解了。人心浮动久矣，吏治从来荒怠，这是事实。但在中国，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老佛爷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立宪呢？载泽已经说得够明白了，立宪利于国，利于民，唯独不利于官，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是宁可相信瞿鸿禨那个老顽固的。
　　当然，历来的保守派反对改革都必祭一面大纛（dào），上书“民智未开”。他们的逻辑是：人是政治机器的操纵者，人不正，再精密的仪器也会被用偏。而人性由传统雕琢，被文化塑造，改变非一日之功。
　　难道中国人的人性等同于奴性，天生就要忍受不公、压迫和种种限制？诚然，西方政治体制中渗透着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是建立在其契约精神的源远流长和深入人心的基础之上的，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都有赖于体制和文化的双重作用。
　　对一个时代来讲，文化是水，体制是钢。体制之钢能改变文化之水的走向和形态。但反过来，水至柔而能穿石，文化之水在浸润了整个社会群体的心态之后，又能以汹涌的态势将体制之钢冲垮。
　　心念及此，瑞澂叹了口气，让手下一个戈什哈（侍卫）将后墙捣出一个大窟窿，与陈德龙等人逃上了兵轮。
　　人心即历史
　　瑞澂一走，清军方寸大乱，越打越气弱。革命军组织了敢死队，冒死冲进督署纵火，终于占领了这一标志性建筑。
　　张彪见势不妙，一口气跑回了家。
　　前脚刚进门，后脚辎重营的士兵便到了。张彪只道自己的人生即将落幕，不想这帮士兵竟是来接应他逃跑的。
　　一行人逃到刘家庙一带，张彪的日本顾问寺西秀武赶到。
　　寺西秀武提出一个直捣黄龙的翻盘计划：由张彪亲率残军，潜行至楚望台，佯称向革命军投降。再借机把党人高层骗到一起杀掉，一举捣毁起义指挥中心。此行如果得胜，自可上奏北京，将功抵过，并把失职之罪都推到黎元洪身上。即使失败，不过一死而已，还能青史留名在。
　　张彪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寺西秀武，摇头不从。
　　到11日上午，武汉三镇的大小官员，都争先恐后地离开自己的岗位，拖家带口，专心逃命。
　　历代王朝倾覆前，总有些殉节的忠臣孝子，用自杀告诉世人，这个朝代还不赖。可惜，清朝实在不得人心，实在无道可殉。
　　好不容易出了个湖北按察使（分管司法的副省长）马吉樟，还把殉节演成了闹剧。
　　起义发生时，马大人听说总督跑了，很淡定。又听说巡抚和布政使都跑了，还是很淡定。
　　问题是家人和下人没他觉悟高，开始不淡定了。
　　马大人一面鄙视他们的觉悟，一面做出表率。他穿好朝服，抱起大印，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端坐正中，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
　　马大人正气浩然地望着远方，相信那一刻，他心潮澎湃。
　　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陪着，后来一个个全溜了。革命党没等来，倒来了许多围观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人。
　　马大人不自在了——难道革命党忘了这里，一个也不来？
　　又过了会儿，马夫人领着众小妾来大堂探视，见马大人正襟危坐，一个个笑得人仰马翻，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拉扯了出去。
　　至此，武昌已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铁血十八星旗冉冉升起。距离程正瀛的第一声枪响，仅仅过去十二个小时。
　　熊秉坤、蔡济民和吴兆麟传接力棒般，挨个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下一步怎么走，吴兆麟不清楚。
　　他唯一清楚的是，作为一个队官，指挥上千人马攻克都督府早已超出能力范围，接下来的摊子，以自己的威望震慑不住。
　　可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砍头的砍头，跑路的跑路，在革命最需要他们的时刻，齐齐失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子的主心骨把舵，革命的小舟随时可能在大风大浪里翻船，届时，大伙一块玩儿完。
　　蔡济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形势：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领导机构，否则，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内讧传统不难想象，群龙无首会迅速导致革命军陷入内乱。其次，推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人，以其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各地响应起义。只有这样，武昌起义才不会被解读为寻常的士兵哗变。
　　众人想来想去，有资格担当起义形象代言人的，武昌就俩人，一个黎元洪，一个汤化龙（1874—1918）。
　　汤化龙出身富商家庭，天资极高，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进士，后留洋日本，进政法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汤化龙回国，正赶上清廷在各地开设咨议局。
　　咨议局是历史的产物。1907年，湖南乡绅熊范舆公然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谋求宪政改革的呼声，由乡野村舍席卷开来，涌入王朝权力的中心北京，构成了数千年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请愿活动。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方案。
　　八十天后，光绪和慈禧先后离世。
　　抱着溥仪登上监国之位的摄政王载沣（1883—1951），主政后的第一次表态，就是遵循《钦定宪法大纲》，恪守九年预备立宪的承诺，定使宪政成立。
　　如果说国会是一款PC游戏，那资政院就是游戏的试玩版。由于该游戏研发周期过长（九年），连试玩版都迟迟不能上架。于是，游戏公司（大清）先行发布了试玩版的试玩版——咨议局，以纾望眼欲穿的玩家之渴。
　　咨议局就是省一级的资政院，由选举产生的地方绅商作为议长。
　　虽然选进局里当议员的十之八九都是具有传统功名的进士和举人，但与以往不同，这帮人毕竟通过了“选举”这一民主政治的形式——总比你一辈子没见过选票强。
　　咨议局作为省一级的民意代表，经常和巡抚对着干。矛盾闹到中央，资政院（1910年开院）不管三七二十一，又跟军机处对着干。
　　因此，咨议局在地方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以武汉为例，在汤化龙任湖北咨议局议长期间，组织成立了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配备两千杆德国毛瑟枪，待遇比当兵还好。一遇全国有啥风吹草动，还时不时组团到总督衙门外游个行请个愿，完全一副地头蛇的架势。
　　起义爆发时，汤化龙正坐在家里生闷气。五个月前，清廷迫于压力，裁撤军机处，仿效议会制国家成立了责任内阁。然而，十三个阁员里九个是满清贵胄，只有四名汉族官员——载沣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彻底寒了改良派的心。
　　对此，梁启超愤然指出，皇族内阁的设立将使以后的字典“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把改良派旗手生生逼成神算子，也算专制政府的一大特长。
　　当然，革命士兵告诉汤议长，改良行不通可以革命嘛。汤化龙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咨议局。
　　刚刚就座，熊秉坤等人便开门见山，要推举他做都督。
　　汤化龙赶紧起身，摆手道：“兄弟一向拥护革命，只是瑞澂逃走后必然电告朝廷，派大军攻打武汉。在下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
　　时局不明，谁也不敢拿脑袋开玩笑。
　　黎叔上贼船
　　吴兆麟早就看出文弱的汤化龙不是带兵的料，不再为难他：“打仗还是得找个在军中有声望的人，我认为黎元洪最合适。”
　　蔡济民马上附和：“黎协统据说还在武昌城里，如果大家同意推他作都督，我这就带人去找。”
　　蔡济民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因为和黎元洪是老乡，都是湖北黄陂人。
　　也许是平日里注意攒人品的缘故，黎元洪的命，不是一般的好。
　　这个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参加过甲午海战，做过严复学生，受过张之洞赏识的老好人从不克扣军饷，也不逢迎上级。
　　靠巴结荣禄上位的陈夔龙在当湖广总督时，小女儿病死，办丧事敛财，张彪的追悼金一送就是十万银元。反观黎元洪，仅送几块钱作吊仪，吝啬至极。
　　黎协统要真是穷鬼，陈总督还想得过去。问题是没过多久，汉口慈善机构筹集善款，黎元洪一出手就是三千大元，非常豪爽。虽说时人交口称赞，但陈夔龙却从此深恨黎元洪。
　　可惜，黎元洪在军中人缘太好，生活作风也无可挑剔，与结发妻子举案齐眉，陈夔龙始终无从下手。
　　1906年，黎元洪奉命督师，率兵镇压萍浏醴起义。部队开拔前，他召集属下军官，说：“我们打仗，一定要辨明暴徒的性质。如果对方是有政治诉求的党人武装，不要与他们死战，而应设法劝说，使其自行解除武装；如果是以抢掠杀戮为目的的土匪，则应坚决予以消灭！”
　　可见，黎元洪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
　　但思想进步不代表支持革命。坐到协统的位置，也算既得利益者了，清廷若垮台，吃了的还得吐出来，谁也不会傻到去革自己的命。
　　因此，当一个革命士兵兴奋地爬上协部的营墙，大喊“反动”口号，被卫兵擒到黎元洪面前时，他二话不说，拔剑就将之捅了个透心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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