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来就罢免权臣穆彰阿起用林则徐还是很得人心的，继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虽说有学无识，但毕竟被士大夫推为儒宗。于是，君臣奏对成了百家讲坛。
　　每当咸丰垂询诸如“用人行政之道”这类很虚的问题时，祁寯藻就引经据典，动辄一两个小时，“同列多苦之，犹说不已”，而咸丰居然“未尝倦听焉”。
　　如果不是文庆和肃顺（1816—1861），书生误国将成为咸丰朝最好的注脚。
　　作为满人，文庆不但不像汉官祁寯藻那样不遗余力地打压汉官，还提拔了胡林翼、骆秉章、袁甲三和阎敬铭等良材。虽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从满人到汉人的权力转移，但能顺应这种趋势而不是螳臂当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常以“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的无赖形象示人的肃顺则继承了文庆务实的优良传统。不实不行，从亲军侍卫上发迹走的是和珅的老路，没功名就得靠聪明。幸好肃顺有“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的天赋，再加上直抒己见的风格，让听惯了腐儒们拐弯抹角的咸丰眼前一亮也是意料中事。
　　市井气的肃顺和庙堂上的咸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次，咸丰去南书房，看到一穷翰林衣衫破旧，第二天就送了他套新衣。后来这名官员外放云南学政（主管一省教育）期满归京，咸丰特意调他当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召见时关照道：朕闻顺天府丞，每逢考试，卖卷可得千金，聊偿汝在滇（云南）之清苦。
　　这种行业潜规则显然不可能从祁寯藻那儿上达天听，告诉他的只能是肃顺。
　　满人肃顺，素来不喜满人，对手下的旗籍属官驱使有如奴隶，对汉员却谦恭有加，遇有真才实学的更是竭力罗致。
　　不仅如此，他还毫不掩饰道：“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虽然这道理街头卖鸡蛋灌饼的大叔都懂，但从心照不宣到直言不讳，肃顺在尊重常识上还是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更可喜的是对左宗棠的维护和对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思想进步和为人跋扈并不冲突。在成功抓权的同时，肃顺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靶子。更不幸的是，瞄准靶心的还有一个叫叶赫那拉氏的嫔妃（慈禧）。
　　末路的罪与罚
　　苦命天子咸丰死在了热河。考虑到继任新君载淳年幼，死前设计了一套“三权分立”的平衡方案：一、赐皇后钮钴禄氏“御赏”印章一枚；
　　二、赐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一枚；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行使皇权，代拟圣旨；四、圣旨生效的前提是起首盖有“御赏”之印，末尾盖有“同道堂”之印。
　　可惜，顶层设计再缜密，也伤不起人治传统的无敌。
　　平衡在咸丰撒手人寰后被迅速打破。两宫皇太后第一时间沆瀣一气，在北京主持大局的奕訢身边也聚集了一批遭肃顺打压的失意官僚。众人齐心挖好坑，只待肃顺往里跳。
　　于是，“祺祥政变”在八大臣护送咸丰梓宫抵京的第二天爆发。而“祺祥”这个仅仅存在了六十九天的年号也被“同治”所取代，历史进入到两宫垂帘（慈安、慈禧）、恭王辅政的新时代。
　　奕訢继承了政敌肃顺开明的政治主张，毕竟大清的江山是自个儿家的，搞砸了大家一起玩儿完。
　　“师夷”的大本营是奕訢领导的总理衙门。这个新生机构主打通商、交涉、关税和学习外国四项工作。其中，通商和交涉扔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主办，分别由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兼任。关税和学习外国则由下属的“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推行。
　　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司长长达半个世纪。时年二十八岁的赫德在日记中恳切地表明了自己将古老中国推入近代文明的使命感。他在《局外旁观论》中尖锐地指摘清廷的弊政，由他管辖的总税务司则是晚清最廉洁高效的部门……
　　1864年的一天，赫德在日记中爆料：“总理衙门一个叫广英的满族子弟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个小时，他竟然不知道台湾在哪儿！”
　　广英的父亲叫斌椿，时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
　　斌椿官职虽低，却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清朝官员。在赫德的力促下，清廷决定派一个出洋考察团，由斌椿任团长。选七品县令当团长，天朝又一次在精神上胜利了。
　　1866年春，以六十三岁的斌椿和十九岁的张德彝为代表的考察团正式启程。
　　沿途，斌椿除了不厌其烦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英雄，没有给清廷带来任何可供借鉴的记载。虽然他记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不关心作何用途，只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看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后来成为光绪英文老师的张德彝倒是表现出对西方科技的好奇，他首创的“自行车”一词沿用至今。
　　英国议事厅，张德彝第一次见识了民主议事的情形；法庭旁听，他又为先进的判决制度所折服。从此，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一生。
　　即使进步如张德彝，在面对避孕套这样的新生事物时，仍无法超越其思想的局限。他先是饶有兴致地介绍了避孕套的功用：“贯于阳具之上，虽颠鸾倒凤而一雏不卵”，紧接着便露出小学究的狰狞面目，严词批判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张德彝之所以跑到了时代的前列（此人是第一个参观胡夫金字塔的中国人），盖因其毕业于同文馆，懂英语。
　　然而，就是这个成立之初只教授英法俄三国语言且并不显眼的机构，让奕訢吃尽了苦头，还被愤青们冠以“鬼子六”的称号。
　　其实，愤青们过于紧张了，同文馆的教学质量委实低到了一定境界。一个教俄文的满族教师入馆混了一年多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他每天人模狗样地站在讲台上讲的是哪国鸟语。
　　而与此同时，容闳的“制器之器”使洋务派认识到理解制造原理远比制造本身重要，一帮文科男考上了理科的研究生，冯桂芬不无极端地喊道：“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在此背景下，已被褫夺了议政王一职的奕訢领衔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同文馆内开设“天文算学馆”。
　　于是，娄子捅大了。
　　慈禧的认可刺激了保守派，绝地反击正式铺开。先是一个叫张盛藻的御史跳出来抨击自然科学，被奕訢打压了下去。接着，著名保守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隆重登场。
　　倭仁：“师从夷人，动摇国本；变夏于夷，有亡国之患。”
　　奕訢：“仁义制服不了洋人。倭大学士若另有良策，可保本国不受欺辱，臣自当追随，甘效犬马之劳。”
　　争论持续了半年，慈禧的天平最终倒向奕訢。由此可见，在不伤及权力的前提下，该妇人还是比较开明的。
　　顺利开馆并不能保证顺利运行。士林宗师的地位使得撼山易撼倭仁难，攻击算学馆的奏折如雪片般飞进午门，主题空前一致：论算学馆之罪。
　　至于内容，还是比较百花齐放的。有夜观星象型，认为久旱不雨皆因开设算学馆惹怒了老天；有谈古说今型，扒出一条史料说“同文馆”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狱名。
　　一边倒的舆论让算学馆的招生比南科大还惨淡，高薪聘请的李善兰等名师也托病不出——出来也会被烂鸡蛋给砸回去。
　　湖南籍的京官甚至开会决定，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许踏入湖南会馆，各省京官纷纷效尤。奕訢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意识形态的惰性是一个时代的群像，闹剧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同文馆美国教员丁韪良（此人通晓中国古籍，最早将《万国公法》译为汉文）和北京西山一个反动农夫的对话上。
　　农夫：“你们洋人为什么不灭了清国呢？”
　　丁韪良：“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
　　农夫指着山下的一根电线杆：“当然，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
　　好为帝师的国学家
　　1867年7月21日，夜，两江总督署。
　　曾国藩忙完一天公务，找来心腹幕僚赵烈文闲谈。
　　曾国藩：“今天京里来人，聊起京城气象，说最近抢劫案频发，街上乞丐成群，甚至有妇女衣不蔽体。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如之奈何？”
　　赵烈文：“颠覆政权的风气还没开，如果不是抽心一烂，暂时不会土崩瓦解。”
　　他顿了顿，又正色道：“然则异日之祸一旦发生，便是连根拔起。时间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皱了皱眉：“是否会南迁？”
　　赵烈文摇头道：“绝无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的可能。”
　　曾国藩不死心：“本朝君德较正（跟桀纣比吗），或不至于此。”
　　赵烈文：“君德虽正，然国势隆盛时，士大夫报君之恩已经足够。而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夺取天下又太过机巧（终皇太极一生，不敢想象满人南下而牧马）。天道循环，善恶相抵；后君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半晌无语，忽道：“你不是开玩笑吧？”
　　赵烈文：“当着老师的面，我不敢以此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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