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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明天皇穷得连买酒的钱都没有,偶尔喝一回还得用水勾兑。一个大名(诸侯)听说后心下不忍,给进贡了一些腌制的鲑鱼。天皇吃了一口惊叹道:“世间竟有如此美味!”啃完后连鱼骨头都舍不得扔,吩咐臣下说:“留着,明天我要拿来跟开水泡饭吃。”
德川家康当了一辈子“忍者神龟”,果然将缩头的基因代代相传。德川幕府的将军虽然事实上控制着日本,但地方大名在各自的藩内还是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
幕府一味姑息的对外政策激怒了武士阶层(类似于中国的“士”)中的有识之士,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要求江户(东京旧称,德川政府首都)方面还政于已丧失实权千年之久的天皇。
1868年,鸟羽、伏见之战爆发,幕府军大败,德川庆喜退隐。
于是,历史再一次显现了其吊诡之处:“尊攘派”的行为原属逆潮流而动(复古、排外),结果却推动了历史的潮流(倒幕)。
王政复古后,封建领地仍各自为政。威名显赫的明治天皇为了在全国范围顺利推行改革,下令各藩将土地和军队归还给政府,并废藩置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
很快,西方的生活方式席卷了整个日本,在和服外面罩上西服成为时髦的穿着。
1872年,当一场大火烧毁了东京繁华的商业区银座后,取而代之的是超过一百栋带有阳台、门廊的西式红砖建筑,街道则铺有下水道和煤气路灯。
不远处,政府兴建了豪华的“鹿鸣馆”。名字源于《诗经》中的《鹿鸣之什》,表示对远方来的嘉宾由衷的欢迎和款待。
芥川龙之介在《舞会》中生动地描写了上流精英的社交中心、意大利风格的双层建筑鹿鸣馆的盛况:燕尾服和裸露的粉肩不停地来来去去,摆满银器和玻璃器皿的台子上,有堆积成山的肉食和松露,耸立似塔的三明治和冰淇淋,筑成金字塔似的石榴和无花果……
1885年2月,伊藤博文来华。
途经上海,伊藤故意与法国公使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并于3月底到达天津。
清廷以李鸿章为正使,吴大澂为副使,开始谈判。
伊藤上来就抛出三条不平等条约,让人不禁感慨:还没当上列强,帝国主义的嘴脸就模仿得惟妙惟肖:1.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示威);
2.抚恤事变中遭受损失的日本商民(要钱);3.清军撤出朝鲜。
很显然,实质内容在第三条。前面都是铺垫,好比你在街上找美女搭讪,先问个路,再聊聊天气,酝酿好了最终目的是要手机号。
在李鸿章的折冲樽俎下,最终达成共识:双方都不驻军,俟朝鲜遇有变乱,中日两国如需派兵,要先知会彼此。事平之后,仍即撤回,不准留防。
至于第二条,无非是赔钱。在这一点上,大清一直都挺大方的,反正是剥削来的,不心疼。
第一条李鸿章耍了个滑头。真要惩处,袁世凯的仕途就毁了。他把“惩处”二字改为“戒饬”,大事化小,说这件事好比“家里的小孩和邻居发生了口角,其父兄出面替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
百炼钢就这么化为了绕指柔。
为了回护大头,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谈判进展时,李鸿章故意略去袁世凯的名字不提。
袁保龄得知后,给袁世凯去信说:“伊藤此次极力想扳倒你,尚赖合肥相国(李鸿章是合肥人)持正,颇费口舌,此节甚是可感。”
可感却也可悲。明明是竹添惹的祸,伊藤却一口咬定责任在袁世凯。只是当《天津条约》都签字画押了,方在宴会里私下表态,说自己也认为竹添不对,回国后将另择妥当人选担任驻朝公使。
李鸿章评曰:貌似平和,内甚狡黠。
对于这样一个看上去基本平等的条约,梁启超打了个比方:就好像我一直有个仆人,却忽然与客人约定说,我和你都不能随便使唤他。谁要想管束他,都必须先请示对方。
的确,日本虽没得到什么,中国却失去了既有的权利。
无间道
见清廷的大腿抱不住了,李熙一夜愁,白了头。
于是,穆麟德跳了出来。
在这部远比《明成皇后》更为跌宕起伏的史诗大片中,男三号穆麟德一直处于摄像机几乎扫不到照明从来不给光的边角位置,偶尔几个颔首或惊讶的短暂特写,也是为了衬托男一号的英明和反派的凶残。
直到剧情发展到这场戏,观众才惊呼:原来编剧布下穆麟德这颗棋子可谓用心良苦!
是的,穆麟德一直在拍《无间道》。他怎么打入中国内部,成了清朝的官员,又怎么运作到朝鲜当海关关长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眼角寒光一闪,跳反了!
穆麟德找到李熙,拍着胸脯说自己可以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让俄国协助朝鲜独立。
慌不择路的李熙自然求之不得。
然而,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引起了日本和英国的严重警惕。
为了争夺阿富汗,英俄早成剑拔弩张之势。同时,英国担心俄国海军南下,威胁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已抢先一步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
日本更不消说,头顶上笼罩着俄国就像悬着一把铡刀,真要哪天俄国人吞并了朝鲜,铡刀离脖子就不到一寸了。
于是,已升任日本外相的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表示日方希望中国加强对朝鲜用人和行政权的控制,罢免穆麟德,并以强势果断之人代替陈树棠。
李鸿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袁世凯。
在他的鼎力举荐下,1885年10月,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总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加三品道员衔,比陈树棠还多了个“交涉”,成为清廷驻朝鲜的最高负责人。
这一年,大头年仅二十六岁。
在袁保龄的催促下,袁世凯销假返津。
北洋衙门,李鸿章开玩笑道:“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
这大半年,袁世凯是身在老家,心系朝鲜,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
对李熙长了一双隐形的翅膀老想单飞,袁世凯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爹娘不在身边,没教育好。所以,他主张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
大院君和所有上了年纪的朝鲜人一样,是坚定的亲华派,也只有他,能收拾住李熙那颗小兔乱撞的心。
李鸿章然其说。
袁世凯建议派丁汝昌护送,李鸿章摆摆手,指着大头笑道:“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
如果“朝人”不包括王室,这句话还是成立的。
10月5日,袁世凯陪同大院君抵达汉城。朝鲜的乡绅父老很给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面子,络绎来迎,其中不乏痛哭流涕者。
不孝子李熙却给他爸来了个下马威,不仅不派人接,当天还以壬午乱党之名捕杀了大院君的三个亲信。闵妃也黑着脸禁止官员和大院君来往通信。
袁世凯当即发函痛斥李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的卑劣行为。
李熙这才仓促设帷帐,迎候于南门之外。
看来是能教育好的嘛。袁世凯委婉讽劝,向李熙传达朝廷的政策,说把你爹送回来是全你们的骨肉之情,存你们的慈孝之义,决不准大院君干预国事。
躲在屏风后的闵妃偷听到后,猜疑之心稍减。
将大院君安置完毕,袁世凯立即着手掐断王室与俄国的联系。一方面施压朝鲜政府解聘穆麟德,一方面约见亲华派大臣金允植、闵泳翊,让他们勿受穆麟德蛊惑,并随时向自己汇报李熙动向。
10月10日,不善作文的袁世凯还勉为其难,写了一篇《摘奸论》,揭露俄国的阴谋,劝告朝鲜以越南为戒(彼时法国已凭《中法新约》成为越南宗主国)。
10月14日,在俄韩互换通商条约的当天,袁世凯把《摘奸论》送给国王,又遍示群臣。
史称李熙和闵妃“惊悟”。
其实,惊悟是假的。长期跟大头打交道,人夫妻俩也学会了演戏。反正已经和俄国搭上了关系,没必要再同清廷搞僵。
一场控制与反控制、软硬兼施(清)和阳奉阴违(朝)的拉锯战在袁世凯和朝鲜王室之间打响。
话说穆麟德被赶走后,留下一批惶然无计的工作人员。袁世凯注意到,这帮卑末的底层官吏大多来自当年的留美幼童。比如后来官至民国外交总长的梁如浩、民国首任电报总局局长周长龄。
当然,最突出的还是唐绍仪。
11月,驻朝公署成立。袁世凯将那帮下岗员工一股脑招到了自己麾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决定选唐绍仪为副手。
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给一个冒牌秀才打起了工。
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心腹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唐天喜。这个从小在梨园行唱豫剧的白面小生长相俊美,袁世凯在家做少爷时就喜欢他,收在身边当贴身仆从。
唐天喜能武,唐绍仪善文。左膀右臂,袁世凯如虎添翼。
沧浪之水
从唐绍仪处,袁世凯了解到留美幼童的悲惨遭遇。
1870年,在容闳的力促下,曾国藩联名李鸿章上奏朝廷,要求派遣留学生,得到批准。
1872年,见迟迟未有动静,曾、李又上疏催促朝廷尽快施行。于是,以陈兰彬为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留学计划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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