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批幼童被从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送到了最自由的国度，文化冲击之大，不难想见。
　　在中国，见官必跪。而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总统格兰特亲切地同幼童们握手照相，激励他们用心学习。
　　所谓“中国民智未开，不适用民主”的谣言似乎在幼童身上不攻自破。他们彬彬有礼，勤奋好学，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
　　服装上，由于经常运动，他们开始讨厌长袍马褂，喜穿运动服。踢球时更觉得辫子不方便，胆小的缠到头上，胆大的干脆剪掉，只在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吴嘉善时戴一假辫子充数。
　　吴嘉善既不嘉也不善，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召见幼童时，一帮不伦不类的小魔星居然不行跪拜之礼！
　　他写信告以陈兰彬，说幼童目无尊长，“其学难期成材，成亦不能为中国用”。还把容闳鼓励幼童参加各种社团说成是鼓励他们入“秘密社会”。
　　陈兰彬阅信后立刻上奏，在他的极力抹黑下，李鸿章也扛不住压力，任由朝廷分批次撤回了幼童。
　　耶鲁大学校长、马克·吐温，甚至格兰特总统亲自写信，也没能改变幼童们被召回的命运。
　　李鸿章失败了。
　　曾国藩死后，他为留学事业保驾护航了近十年，对陈兰彬列举的幼童们“荒废中学”等所谓的“罪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为中国培养一批懂技术和外交的新式人才。
　　最崩溃的当属容闳，他又气又急，四处奔走，也未能拯救自己业已破灭的理想。
　　于是，一腔怒火发泄到陈兰彬身上。
　　在容闳笔下，陈兰彬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浑然一个冲锋陷阵的卫道士，整天图谋搞垮留学事业，阻挠中国进步。总之一句话：坏到掉渣。
　　这是事实，但并非全部的事实。人性之复杂，远超《罗生门》的讲述。
　　还原历史现场后，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陈兰彬是第一任清朝驻美公使；
　　二、陈兰彬是郭嵩焘的粉丝。
　　由于早生了二十年，郭嵩焘（1818—1891）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
　　在他之前，公务员队伍里还有两个不要命的，一个是官至福建巡抚的徐继畬（yú），一个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张树声。
　　作为最早的自由主义学者，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的议会制度，并表露出强烈的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艳羡之情。
　　不仅如此，他还把华盛顿捧上了天，说自己见到他的画像时被他“雄毅绝伦”的气概惊呆了。对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事功更是佩服得一塌糊涂。
　　三十年后，临终的张树声上了一道《遗折》，称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引入议会制度。
　　这是对洋务运动变器物不变制度的否定性总结，由于寰宇之内皆是昏睡者加装睡者，真话，似乎只有留给快升天的人来讲。
　　幸好还有郭嵩焘。
　　1875年，在英国的施压下，清廷极不情愿地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举等于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身份，因此，“英使”一职，众官皆视为羞辱和畏途。当然，郭嵩焘也不例外。
　　装病、辞职，能使的招都使尽了，总理衙门就是咬紧郭嵩焘不松口。这是因为郭当过广东巡抚，思想出名地右，如果连他都不去，那真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敢赴任的了。
　　慈禧两次召见郭嵩焘，百般劝导，终于把他轰去了英国。
　　既来之则安之。早就对士大夫“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的愚蠢行为失望透顶的郭嵩焘决心利用出使的机会，寻根究底地找到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你能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是多么生机盎然，而这一切带给郭嵩焘的无疑是震惊和倾倒。
　　于是便有了后来那本闹得沸反盈天的《使西纪程》，又名《得罪你没商量》。
　　得罪人群一：传统知识分子。
　　郭嵩焘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推衍无穷。我们视西方为夷狄，西方还视我们为夷狄呢，可悲的是，中国的士大夫尚无人知晓。
　　对此，体制外的王闿运编了副对联献给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体制内的李慈铭叫得更卖力：“极意夸饰，诚不知是何居心！”
　　得罪人群二：洋务派官员。
　　被慈禧视为“同治中兴”样板工程的洋务运动都敢骂，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郭嵩焘认为，办了这么多年洋务，修个铁路还吵来吵去修不成。洋枪洋炮倒是积极仿造，就是不肯深入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
　　最后，来了句超前一百多年，一直到今天还振聋发聩的话：今言富强者，皆视为国家本计；殊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人最大的悲哀，在于不愿做他自己
　　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把时代拖得气喘吁吁，还得防着后面的人放冷箭。
　　郭嵩焘就是被冷箭给扎残的。放箭者，驻英副使刘锡鸿。
　　刘副使一向以守旧派的面目示人，反对修铁路之类拖时代后腿的事没少干。这次，他潜伏在郭嵩焘身边，事事打小报告，处处与郭为难。连郭嵩焘披了洋人的雨衣都被他当成罪行来告发，还恶狠狠道：“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郭嵩焘写《使西纪程》，他就写《英轺私记》；郭嵩焘说英国好，他说那是因为英国最早进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总之，刘锡鸿的种种举动让郭嵩焘觉得他就是不想让中国“窥见西洋的好处”。
　　在一片喊杀声中（挺郭的不过李鸿章、沈葆桢区区数人），郭嵩焘被召回，仕途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这场争斗表面看是中西文化冲突，刘锡鸿坚定地站在“排西”的立场上。然而，真相永远超出你的想象。
　　刘锡鸿不是瞎子，耳濡目染之下，他内心深处其实根本就不排西！
　　赴英时，船上有洋客对刘锡鸿的仆人无礼。低人一等惯了，刘倒没在意。不想英国船长却很愤怒，中途停靠也门，要把该洋客赶下船，经刘求情方才作罢。
　　使馆开张后，某馆员出去购物，被一英国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出头，却有四个英国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到警察局。法院判了他两个月徒刑，中国使馆致书英国首相，请免其罪。伦敦的报纸在谴责醉汉的同时赞扬了中国人的大度。
　　刘锡鸿慨叹不已，在日记中说：以前以为英国人“唯知逞强”，现在才发现人家上下一心，懂得礼让。
　　在微服私访，低调参观了监狱、学校和养老院后，刘锡鸿不禁心服口服地说：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他甚至发现，英国人也忠君孝父。民主社会承认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维护公民权利，不等于纵容弑君犯上。真孝子，何须父权恫吓？真忠臣，何必生杀予夺？
　　于是，刘锡鸿悲哀地发现，谈民主我们固然理短，谈曾经引以为豪的仁义道德还是不如人家！
　　认识这么深刻，让人不禁怀疑刘锡鸿是一个披着愤青外衣的文青。就凭他日记里那些对英式民主的褒扬之词，郭嵩焘要想告倒刘锡鸿易如反掌。
　　那么刘锡鸿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诋毁和他立场相同的郭嵩焘呢？
　　因为个人恩怨。
　　刘锡鸿只是一个举人，早年给郭嵩焘当幕僚，“亢直无私”，受到郭的青睐，成为其得力助手。
　　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副使一职空缺，刘锡鸿以为非他莫属，没想到郭只提名他为低一级的从四品参赞。
　　梁子就此结下。
　　后来，刘锡鸿因滥支经费遭到郭嵩焘参劾，矛盾集中爆发。
　　俩人都是直性子，刘锡鸿心眼更小。在他看来，郭嵩焘学英语是错，不喝茶是错，效仿洋人用伞不用扇是错，在宴会上随英国人起立欢迎到访的巴西国王更是错上加错。总之一句话：动辄得咎。
　　而反观那个在《留美幼童》中饰演大反派的陈兰彬，于《大清公使郭嵩焘》一剧里竟客串了一把正面角色！
　　作为郭嵩焘的骨灰级粉丝，陈兰彬自始至终为偶像鸣不平。所有人都怀疑郭在美化西方，开明如薛福成亦不信，写信垂询当过驻美公使的陈兰彬，陈回道：其说不诬。
　　陈兰彬出使美国后，内心感受一如郭嵩焘，私下里经常“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何以在公开场合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莫非他是双重人格？
　　薛福成说，陈兰彬之所以反复无常是因为胆小怕事。他怕留美幼童真的全盘西化，怕不顺着吴嘉善的话说最后捅了娄子自己要承担责任。
　　言及此，唐绍仪告诉袁世凯自己在对比了中美朝三国之后的一个发现。
　　三个国家的壁画和传说中都有“飞天”这一意象，体现出人类对飞行和自由的憧憬。而这也说明，即使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对于一些特定价值观的渴望却是相同的。
　　“中国没有宪政思想的基础”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人还没发明飞机呢，结果中国上空的飞机比哪个国家都多。
　　同样，民主宪政也不是西方的传统，路易十五、查理一世就恨民主恨得咬牙切齿——都是从茹毛饮血的非洲草原走出来的，谁也不比谁进化得更快。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