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观之，这帮清军将领压根儿就不懂海战。而日本的跳梁让李鸿章意识到清日迟早必有一战。在其力争下，总理衙门策动廷议，以海关年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白银（赫德之功）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
　　筹建之初，议者纷纭，以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中国海军应分为北洋、南洋和闽粤三大舰队，分建合操。北洋由直隶总督监管，拱卫京师门户；南洋由两江总督率领，防卫长江内外；闽粤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
　　同时，北洋水师的老大为提督衔，从一品；南洋和闽粤只为总兵衔，正二品。
　　一开始的规划是，四百万预算，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发展。而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继承了他岳父林则徐的光风霁月，说新式战舰所费不赀（计算），愿将预算全部划给北洋，待彼速建成军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自然求之不得。
　　结果就寤寐思服（被慈禧惦记上了）了。
　　1886年11月的一天晚上，清流派领袖、两朝帝师（同治、光绪）翁同龢（1830—1904）在日记中提到一件事。
　　奕劻在拜访奕譞时，后者嘱托前者转告翁同龢等清流务必体谅其苦衷。
　　奕譞说：“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
　　翻译成人话就是：我修筑颐和园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慈禧对发展北洋海军的支持，是为了避免咸丰逃亡承德避暑山庄的悲剧再次重演。
　　两个月前，奕譞上疏建议恢复乾隆时的“昆明湖水操”，并开设水师学堂，训练八旗子弟。
　　去颐和园划一次船你就会发现，在昆明湖里练海军这么有创意的事估计只有天朝想得出来。
　　但考虑到训练对象是八旗子弟，也就释然了。
　　再过三年光绪就满了亲政的年龄，很显然慈禧没有结束“训政”的意思。联系到她整日絮叨当年奕訢不让重修圆明园，以至于自己现在想颐养天年都没有去处，奕譞便寄希望于用一座美轮美奂的园子换取她政治上的放权。
　　还得打操习水军的幌子——如此百转千回曲径通幽，搁奕訢那儿肯定早就怒了：寡妇门前是非多。
　　挪用公款修园子的直接后果便是北洋水师每年的经费被缩水到一百二十万两。
　　甲午海战前，军备竞赛已发展到拼速度的新纪元。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舰艇不够快，想买新近下水的英国巡洋舰，而且深知非买不可，否则，以慢打快，打败了无法逃避，打胜了难以追击。
　　结果因为没钱被日本抢了去，成为后来把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的吉野号。
　　翁李不和，路人皆知。
　　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对李鸿章购买军械的请求多方掣肘，十项里仅能批准一两项，国库缺钱是他一成不变的答复。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三十年前，翁同龢他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坐视举兵叛清的苗沛霖仇杀了寿州的孙家泰全家。
　　孙家泰的弟弟是后来的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始人、官至吏部尚书的孙家鼐（1827—1909）。
　　翁同书事后遭人弹劾，咸丰命令查办。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参与了此案，公事公办，导致翁同书被革职充军。
　　翁同龢从此深恨李鸿章。
　　一开始，从翁同龢那儿批不到钱的李鸿章还经常写信向曾国荃抱怨，后来得知与颐和园工程需款有关后便不再吭声。
　　丁汝昌多次提醒李鸿章，说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要求添置军舰，李鸿章一边暗想“要你说”，一边无奈地回答：建议很好，但上面不采用又能如何？
　　在一封向慈禧汇报为颐和园采购安装电灯工作进展的奏折里，李鸿章跟唐僧似的啰唆了一大堆——
　　那灯具呢，是我托一个德国教官趁休假回国特意挑选的，格外精美，乃西洋最新款式。运抵之后，我亲自做了一次详细检查，确实巧夺天工。
　　又念叨了一通安装说明，看得人都快睡着了，才在结尾道出真实目的：申请一些采买快炮的经费。
　　东学党起义
　　历史的转折点就此钉在了1886年。
　　这一年，有的国家为了三公消费挪用了军款；有的国家受到刺激奋起直追。仅仅八年时间，结果大相径庭。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其实就八个字：万方有罪，罪在体制。
　　回到长崎现场不难发现，所谓的“互殴”，偶然中隐含着必然。
　　几个水兵上岸购物，一个日本警察毫无缘由地上前阻止。语言不通，水兵以为受到侮辱，扭打起来。
　　冲突发生后，日本要求中方限制船员登陆，丁汝昌遂下令水兵7天168小时都待在船上。
　　时值八月，天气闷热。到了周日，水兵们待不住，纷纷请假要求外出，英国人琅威理（北洋水师副提督）也替水兵说情，总算从丁汝昌那争取到半天假期。
　　结果就出事了。
　　这次的规模绝对不是斗殴而是混战，视觉效果堪比《古惑仔》。一千多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地上街封路，看见中国水兵就砍，兔起鹘落，刀法娴熟，以无厚入有间。
　　即使你练过胡家刀法，扛住了刀客的袭击，也躲不过祸从天降。一些恶劣的日本人喜笑颜开地在沿街的楼上泼开水、扔石块，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
　　这起惨烈程度直追印尼屠华的流血事件，究其原因无非一句话：你自认为只是路过来加煤，人觉得你跋山涉水来示威。
　　在李鸿章的助手、法学家伍廷芳的策划下，“长崎互殴案”打起了国际官司，最后以日方赔偿中方四万元了结。
　　1893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运动，衔恨已久的日本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契机。
　　东学党不是东林党，而是一种宣扬平等、号召排外的民间宗教团体。第一任教主叫崔济愚，确实在精神层面接济了许多饥渴的愚人，使东学党发展壮大，也使自己引起了政府的恐慌，惨遭逮捕和杀害。
　　第二任教主崔海月为了这事天天带着一帮教众上访，为崔济愚伸冤。当时又没有截访公司，李熙被搞得头比袁大头还大。弹压已不见成效，崔海月在忠清道组织了规模上万的集会，一副“杀了崔济愚，自有后来人”的架势。
　　李熙畏葸不前，袁世凯主张剿抚并用，一面派重臣去各城镇裁汰贪官、取缔苛政，一面调军队前往造势、备剿。
　　分化瓦解之下，东学党运动暂时陷入了低潮。
　　然而，来年三月，全罗道农民全琫（b ng）准发布了《白山檄文》，提出“斥倭斥洋，尽灭权贵”的口号，宣布起义。
　　农民军声势浩大，在儿童节这天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也鼓噪呼应，局面逐渐失控。
　　袁世凯请北洋调兵赴朝平乱，李鸿章顾虑到有《天津条约》在，如中方出兵，则日方也可出兵，犹豫不决。老狐狸伊藤博文通过各种渠道暗示：中国可以放心大胆地代韩戡乱，日本绝无他意。
　　袁世凯在多方刺探后，也向李鸿章打了包票。
　　于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1836—1900）在李鸿章的派遣下，率兵两千，开赴朝鲜。
　　事实上，接到照会的前一天，日本即以护送公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出四百精锐随其赴朝。
　　6月10日，大鸟抵达汉城，清军也到达距汉城七十公里的牙山驻防。
　　大军压境，起义军内部分裂，全琫准同政府议和，于6月12日退出全州。见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
　　结果就让鸟人给忽悠了。
　　大鸟说，我国政府对朝乱估计过重，才派我率兵前来。我年逾六旬，早过了惹是生非的年纪，愿和你共同约定，各自尽力，阻止两国向朝鲜增兵。
　　结果是，清廷不增兵了，日本兵倒像赶集似的蜂拥而至，到六月底已有陆军万人，军舰七艘，集结在仁川一带，向汉城挺进。
　　同时，大鸟一脸小人得志的表情，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要求。还威胁说，我方决不撤军，要是清廷不同意共理朝政，日本将独力进行。
　　李鸿章交涉了一番，发现日本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转而求助列强调停。
　　身处一线的袁世凯却已看出：再怎么调，日本也不会停了。于是，他致电驻守牙山的叶志超，希望其散播将进军汉城的风声，这样自己对日交涉也有所倚恃。
　　无奈叶志超怕刺激日本人，并不响应。
　　其实，武力控制朝鲜是日本的既定国策，非口舌所能争。袁世凯一再提醒李鸿章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的阶段，自己坐困愁城于事无补。而且，传言大鸟准备派兵押解自己出境，果真如此则使国家蒙羞。望容回国禀商，请兵伐朝。
　　可惜，李鸿章非但不抢占军事先机，还电令大头“要坚贞，勿怯退”。
　　由于西方列强乐见中日互斗，迷信调停的结果是只等来俄使的一张空头支票，事后还发现其助人为乐的高尚行为并未得到沙皇的许可。
　　读史的角度是一种全知视角，经常某人这一页还很嚣张，下一页就挂了。而一旦了解了前因后果，便很难用怜悯的态度去客观评判置身于史海之中的人物，只是下意识地认为其选择很愚蠢。
　　李鸿章退让求和，一是清楚打不过，二是俄使给了他虚幻的期待，自觉能以夷制夷。
　　不可“衅自我开”也是老传统了，两次鸦片战争教训深刻，要么不打给点小钱，要么打输赔光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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