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长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喊打的也不一定都爱国——往往可能在误国。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回忆，日本侵华时，抗日阵营里除了少不更事的学生和热血沸腾的军人，还有一些失意的政客和趁乱打劫的势力，喊抗日口号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倒蒋。
　　先利用外患亡了蒋介石，让大家出口气再说。
　　故陈布雷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当然，坐失战机，北洋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此而苛责李鸿章，也不客观。
　　伟人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的游泳健将，他们创造了世界纪录，赢得了喝彩和荣誉，并因此名垂青史。
　　但与长河的流向，基本无关。
　　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说，只有人名是假的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赴任前与曾有过一次深谈。
　　曾国藩：“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你同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
　　李鸿章：“门生正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国藩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想不对，马上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依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人，洋人想必亦同此情。圣人说忠信可行于蛮貊（mò，蛮族），断不会有错。我们现在没有实力，你再怎么虚强造作，他也看得明明白白，都不中用。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虽占不到便宜，或也不至过于吃亏；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于过远。想来总要比痞子腔靠得住些。”
　　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是《中庸》里的教诲，也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
　　天，是诚的，故能造化万物，生生不息。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以接近天道。诚，具体到人事便是诚信待人，诚心做事。
　　曾国藩驭将，最贵推诚，认为“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jié，揭人之短）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
　　道理天花乱坠人人会讲。就像一些官员，明明自己就是历史的阻碍，还大谈历史；一些商人，吃喝嫖赌全占，还自诩信佛一样。让人不得不感叹：说谎的最高境界果然是把自己都骗了。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当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崩塌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都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
　　诚心做事是对抗社会不公的唯一救赎。只要有事可做，有目标可循，坚韧不屈地走下去，终有一天会取得应有的成就。
　　李鸿章处世，以诚为本，参之以诈，对付中国人绰绰有余，甚至其师曾国藩也要让他三分。
　　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攻打苏州（太平军），其间收到曾国藩的调令，要拨猛将黄翼升去河南助战。
　　李鸿章战事吃紧，拒绝奉命。曾国藩大怒，以“参办”相威胁，谁知自己的得意门生竟无动于衷，把《挺经》打得收放自如，只好作罢。
　　类似的抗命不止一次，若论辜恩负义，李鸿章绝对榜上有名。
　　问题是他立场虽坚，表面上却一口一个“吾师”，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地顶撞曾国藩，把“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的高帽子一送，曾立刻没了脾气。
　　然而，知退方知进。没有全局观，何谈大智慧？
　　为了争得平定洪杨之乱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曾国荃便孤军挺进到南京城下，结果打了三年还没攻下。
　　清廷等得不耐烦，命李鸿章会攻。
　　李鸿章当然清楚曾国荃的心思。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拖了几个月，终于挨到曾国荃攻占金陵。
　　曾国藩颇为感动，在李鸿章前来拜会时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他上前用手挽起准备行参见大礼的李鸿章，道：“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确实长袖善舞，可问题是洋人不吃这一套。
　　诚？对不起，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诈？世界是平的，今天你骗了我，明天我反应过来举着《万国公法》来找你算账。
　　归根结底，没有实力作后盾，再高明的裱糊匠面对一座千疮百孔的房间，也只有左支右绌，苟延残喘。
　　朝鲜已在大鸟的胁迫下宣布独立，袁世凯处境堪忧。东学党、带路党，哪个党不想取他性命？
　　大头接连致电北洋，要求撤退回国，皆不许。
　　7月7日，天气晴朗，袁世凯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这一天，慈禧用圣旨断绝了他降旗回国的念想。
　　大头病倒了。
　　连日来，驻朝的西方使节在街上遭到日军殴打的新闻层出不穷，搞得中方雇员都不敢再上班。
　　最后，使馆只剩下两个人在办公，一听说日本又增兵了，跑得比兔子还快，留都留不住。唐绍仪身兼译电交涉数职，眼见袁世凯高烧不退，馆内医药并乏，不禁心忧如焚。
　　去还是留，意味着生存还是毁灭。
　　走，再容易不过。情势所迫，当能谅解，治罪下来，多半是“永不叙用”。
　　然而，一想到这四个字，袁世凯的心脏就忍不住颤抖。绝意于仕途也就绝意于亡清的理想，如果说权力赐予的快感和虚无带来的麻木都没能让你放弃理想，那么，死亡呢？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年轻时代，可是它离去了，除了衰老，什么也没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原本洁净的灵魂，可是它离去了，除了执念，什么也没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最爱的人，可是她离去了，除了被击碎的自我，被装裱的哀恸，什么也没留下。
　　就像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生命，可是它最终还是会消散。死神会来收割关于你的一切，除了一场虚情假意的葬礼，什么也不会留下。
　　唯一不会离去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罪孽。你在废土的各个角落看见它的身影。它是附骨之蛆，是最为酷烈的诅咒。
　　它是你的镜子。
　　人性的冷寂，精神的荒芜，灵魂的失落，一切都像《梦之安魂曲》一样，从阳光明媚走向万劫不复。
　　袁世凯浑身发烫，恍惚间仿佛回光返照，回到了丁戊年的赈灾现场。
　　那天，赈济公所对面的打谷场上，袁世凯组织饥民们围坐成一圈，准备发放赈款。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防止哄抢，谁起立谁就没份。
　　其间，一个梳羊角辫穿红袄的女孩引起了大头的注意，因为她一直在哼唱一首山西小调：妇女们大街上东游西转，插草儿卖自身珠泪不干；顾不得满面羞开口呼唤，叫一声老爷们细听奴言；哪一个行善人把我怜念，如同似亲父母养育一般；即便是做妻妾奴也情愿，或者是当使女做个丫鬟；白昼间俺与你捧茶端饭，到晚来俺与你扫床铺毡；你就是收偏房俺也心愿，或三房或四房我也不嫌。
　　……
　　打听之下，才知是山西逃荒过来的孤儿，母亲临死前教了她这首小曲，用意不言自明。
　　救救孩子。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应向虚无妥协而悔恨，也不应向黑暗低头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民主和自由，跟专制恶斗。”
　　抗日援朝1894
　　想到这儿，袁世凯垂死病中惊坐起：不能死，也不能逃！
　　死，虽可以明志；生，却能够践志。
　　为了这四万万身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人，再难也要撑下去。
　　因为，恶疾缠身，已逾千年。
　　此病甚怪，受害者被强权控制，久不得脱，竟逐渐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以至于助纣为虐，帮其迫害不肯服从的人。
　　奥地利女孩娜塔莎被囚八年，沦为性奴。重获自由的她在公开信中居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所说：“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似乎所有人都已变成体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为乐。
　　幸好有利马综合征。
　　一种人质影响了绑匪，使绑匪对其产生认同，最终放弃作恶的现象。
　　说到底，谁的心态更坚定，人生观价值观更强烈，谁就能影响对方。
　　袁世凯近乎声泪俱下地给李鸿章去电，表明战争势不可免。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备战，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而自己重病如此，唯余一死。然死何益于国事？他建议让唐绍仪暂代己职，说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自己则赴津面禀。
　　李鸿章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电商总署后，奉旨调袁世凯回国。
　　接到“特赦”的当晚，唐绍仪手持两枪两刀，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了英国领事朱尔典准备的兵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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