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句里的柔肠千转，哀吾生之须臾，《东京物语》里的寂寞人去却又安宁和谐；三岛由纪夫极美的文字和惨烈的人生对立统一，宫崎骏动画里浪漫的蒸汽幻想与东西合璧……
　　正如你永远也想不到，在这座风和日丽的小镇，光天化日之下，李鸿章竟会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
　　子弹射进轿子，击中李鸿章左颊，幸无大碍。
　　被随员抬回驿馆苏醒过来后，李鸿章非常镇静，还不忘嘱咐侍从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起来。
　　面对血迹斑斑的衣服，他长叹道：“此血可以报国矣。”
　　次日，清政府来电慰问，指示“彼正理屈之时，当据理与争”。
　　天皇极为震怒，把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斥了一通，限期破案。
　　凶手是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小山六之助。他不愿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持续下去，故行此举，激化矛盾。
　　唯恐授列强以柄的伊藤得知后，气急败坏道：这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为了亡羊补牢，伊藤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以至于李鸿章走进春帆楼，一眼就看见自己座位下摆着一只青花瓷痰缸。
　　熟悉李鸿章的人都知道他痰多，平日总在腰间携一袖珍痰罐。伊藤在这等旁枝末节上用功，也是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你的底细，我清楚。
　　事实上，由于电报被破译，李鸿章谈判的底牌，伊藤确实一清二楚。
　　再加上城下之盟原本就无力可依，即使李鸿章唇焦舌敝，想要“唐雎不辱使命”，难矣。
　　俩人也是老对头了。伊藤不绕弯子，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炫耀日本的议会民主制，同时也是讽谏。
　　李鸿章淡淡道：“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十年前曾以撤销相劝，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李鸿章无言以对。只因隔了一个时代。
　　为了打破沉默，伊藤问道：“袁世凯现任何职？”
　　李鸿章：“小差事，无足轻重。”
　　伊藤：“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之差，难怪贵国无人才。”
　　李鸿章懒得跟他理论，把话题转回到谈判。
　　据理力争的结果是将赔款从三亿两减为两亿两。并且，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开埠通商。
　　本来日本还想强占辽东半岛，在俄国的干预下（沙皇联合德、法过问，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只好悻悻作罢。
　　俄国出头，乃因在修西伯利亚铁路，如果绕行黑龙江北岸则路线太长、施工困难，横贯东三省则容易得多；法国一方面想联俄拒德，一方面欲在远东分一杯羹，自然响应；德国要称霸欧洲，也希望俄国往东发展，不要西顾。于是，三国各怀鬼胎，保住了满人的龙兴之地。
　　两亿两白银，折合日元三亿五千万。在此之前，日本的财政官员从未谈论过上亿的数字，国库年收也不过八千万日元。
　　巨款被用来发展工业、军事和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启动资金即全部来源于此，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钢铁总产量的一半有余。
　　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此进行了币值改革，建立了自1871年以来就梦寐以求的金本位制。
　　在这种率先施行于英国（1816年）的货币制度的规范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本国纸币的含金量，而两国在贸易往来时则以此为基础决定汇率。
　　由于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在市场交换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继续固守银本位制意味着自绝于世界经济体系。
　　于是，1895年成为一道显著的分水岭。日本迅速崛起，而中国直到1935年才姗姗来迟地建立起金本位制。
　　制度的滞后已是天下共见，统治者却一直不肯正视。
　　半个世纪以来的耻辱，于斯为甚。清政府背负着巨额赔款，靠向西方举债度日。中国上下，始则瞠目结舌，继而悲痛莫名。
　　梁启超曰：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者，甲午一役也。
　　
　　第五章 借势党争，建成北洋班底
　　
　　南海牌谣言制造机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激愤，人心思变。
　　时值十八省举人在京会试，三十七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1858—1927）一夜之间赶写了万言书，要求光绪“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举人的联署下，递呈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不是公共汽车，而是官府的马车。汉代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地方贤才被推荐去京师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车接迎，故用公车指代举人。
　　甲午年“公车们”确实上书了，但同《新华词典》里“公车上书”一词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原因是康有为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1923年，六十多岁的康圣人跑到陕西去讲学，受到陕西督军刘振华的热情款待。
　　在游览卧龙寺时，康有为发现一本明代御赐的《碛砂藏经》，眼前一亮，先以金钱动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经书交换为诱饵。住持定慧见其是督军座上宾，不好拒绝，便与之订约。
　　谁知急不可耐的康有为当晚就派弟子张扶万带着十七辆大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卧龙寺，不但夺走《碛砂藏经》，还顺带搬了两柜其他经书。
　　定慧得知后忙从寺外赶回，已然阻拦不及，眼睁睁看着张扶万扬长而去。
　　不久，风声走漏，各界哗然，纷纷斥责康有为，要求其退还经书。愤怒的群众还自发撰写藏头诗讽刺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国家将亡必有（妖）”，合起来便是“贼妖有为”。
　　陕西人民显然低估了南海圣人的心理素质，人行走江湖数十载，以至于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开春，觉得窃书不算偷的康有为带着心爱的国宝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众人围追堵截，在潼关拦下他，国有资产就又流进私人腰包了。
　　当然，康有为不是孔乙己，能耐远不止于此。他最擅长的还是讲故事，希区柯克见了也自愧弗如。
　　康有为和梁启超召集一千二百名举人在北京松筠庵举行集会，时为条约签订后第五天。
　　现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康有为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众人挨个签名，并于十天后（5月2日）在康、梁的率领下，齐集都察院门口投递。
　　而都察院则以光绪已在合约上用玺，事情无可挽回为由，拒绝接受。
　　戏剧冲突的确抓人，然而，真相却是，康有为根本就没去都察院。
　　清朝人民享有集会的自由。不过，实地考察一番便会发现，松筠庵（杨继盛故居）巴掌大的地方，容纳一千人非常困难。即使勉强挤下，也是人贴着人，且分散于各个房间，何谈集会？
　　唯一可以确证的上书是由梁启超组织的，只煽动了八十多个广东举人，而同一时间陈景华领导的上书则联合了将近三百名粤籍举人。康有为自封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影响力却不过尔尔。
　　如果表演仅限于此，还可以理解为康有为爱国心切以至于神志失常。问题是他为了塑造伟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这就给历史研究工作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障碍。
　　首先，光绪盖玺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为的记载里，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卜先知地告诉他说皇帝已经盖玺。
　　其次，都察院三个堂官裕德、寿昌和沈恩嘉都反对议和，底下二十多个御史更是轮番上折子，不眠不休。
　　此外，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十五件来自官员和举人的上书。试问这般呕心沥血主战的国家机关，有何必要同一个康大炮作对？
　　整天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康有为其实忽略了一点：高层也分左中右。
　　成立于半年前，旨在架空北洋的战时机构督办军务处（最高军事委员会）尚未撤销，五个大佬（复出的奕訢、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兵部尚书荣禄）里除奕訢和奕劻主和外，其余三人全部反对签约。
　　这显然不是康有为所处的层面能够了解，他也就知道军机大臣孙毓汶是个主和派。
　　问题是扫大街的都知道。
　　当面对内外交口反对，高层莫衷一是的局面时，孙毓汶曾挺身而出、甘做小人，辞色俱厉地催光绪盖玺，还拿天津海啸吓唬人，把皇帝逼得绕殿急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顿足流涕，奋笔书之”。
　　虽如此，康有为的交际能力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据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描述：
　　有为身材高大，胡须修长，目光炯炯射人。初见人时抱拳鞠躬，朗声大笑，询问完姓名，依次又问来自何地，有何物产，乡里的长老、豪杰等事。再三细问，取西洋铅笔，一一记录下姓名，藏于夹袋之中……终日怀揣名帖，汲汲奔走，好像失常了一样。
　　康有为是在同乡凌福彭（军机章京）的介绍下认识的张荫桓，这也是张荫桓人生噩梦的开始。
　　张没有科举功名，早年花钱捐了个知县，全靠实干一步步爬到高位，结果就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损友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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