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户部投入不菲，章程里对企业模糊不清的定性“官商合办”还是吓退了以胡雪岩为首的巨贾。
　　年底，招商局不得不进行改组，重拟条规，明确了华商的权利：凡持股份，均能分红。同时，再次强调了官方的绝对领导权。
　　第二年，李鸿章从外企挖来两个高管，徐润（1838—1911）和唐廷枢（1832—1892）。
　　徐、唐二人作为名震一时的商业奇才，原本分别是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徐润帮宝顺开辟了上海到长崎的航线，唐廷枢为怡和开通了上海到马尼拉的航运，成为名噪一时的海上双开。
　　徐润十五岁进宝顺当学徒，二十四岁升主账；唐廷枢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跟容闳是同学，时人论及，都说他“讲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趁伦敦爆发金融危机，英商拆股收缩之际，李鸿章成功地挖了一回墙脚。
　　外企待惯了再进国企，看哪儿都觉得山寨。徐、张二人上班第一天就明确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
　　李鸿章用人不疑，任命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启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承运漕粮，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变为“揽载为主，运漕为辅”，商局股票渐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招到五十万两民间资本后，唐廷枢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再以收银日为始，按年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的组织方式只有独资与合伙两种，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成为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明晰的公司产权使招商局的市场份额一日千里，在同洋商竞争长江航运时，一举打败英国的太古与怡和，又在盛宣怀的奔走筹资下，并购了美国洋行旗昌。至1880年，招商局年盈利已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堪称“官督商办”最成功的案例。
　　《易经》的乾卦，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盛极必衰的宿命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盖因这个国家从来就不缺见不得你好的眼红小人。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弹劾招商局，说“归商不归官，流弊不可胜穷”。
　　那也比你穷酸好。
　　已经数不清是第几轮攻击。此次尤为强烈，直接要求把招商局收归国有，上下官员竟一致响应，让人不禁心生感慨：体制内和体制外还真是两个星球。
　　李鸿章上奏死保，疏中只字不提官方同民资订立的契约，而是大谈民族主义，说一旦朝令夕改，终至决裂，洋人必将窃笑称快，垄断长江航运。
　　这对愤青盈朝的清政府而言还是颇有杀伤力的，哓哓众口总算闭嘴不言。
　　“四大买办”已有其二，招商局把目光盯上了太古中国区CEO郑观应。
　　早在1877年，唐廷枢见郑观应和太古的合同到期，极力拉拢他入局。太古出高价挽留，郑观应犹豫再三，续签了五年的合同。
　　1881年，眼看合同又要到期，李鸿章亲自出马，恳请朝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予以表彰。
　　奏片刚刚写好，盛宣怀就誊抄了副本寄给郑大善人。攻心术确实厉害，光耀了门楣的郑观应一时间感激涕零。
　　在中国，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问题在于，郑观应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而是有思想的儒商。综合考虑下，舍外企而就国企，劣势非常明显。
　　首先，太古待他不薄，委以重任。而到了招商局，位置肯定排在唐、徐、盛之后；其次，官督商办，权操于上，不若太古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最后，虽然现在蒙李鸿章器重，但官场一向人走茶凉，等掌舵的退休了，政策还有没有连续性，的确很难说。
　　不幸的是，郑观应的忧虑在日后一一应验。更不幸的是，从小被爱国主义教育洗脑的他偏向虎山行，选择了跳槽，就任招商局帮办。
　　既然认准一条路，何必打听走多久
　　当然，也有人洞彻世事，死活不上贼船，这就是最后一个大买办席正甫。
　　中国版罗斯柴尔德席正甫常年为英国汇丰银行操盘，清政府向汇丰的借款基本由他经办。
　　年薪高达十万两白银，还不算各种回扣，席正甫的生活却异常低调，关于他的记载一鳞半爪。
　　云山雾罩中，席正甫默默地编织了一张庞大的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逐一渗透，形成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至1900年，家族资产已逾一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修建颐和园的工程总款。
　　席家祖孙三代始终同官场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友好关系。席正甫和上海道袁树勋是拜把兄弟，其孙同宋子文是姻亲。这样一个矍铄的金融世家，熬过了最混乱的年代，却在1949年画上了省略号。
　　但也比1884年就句号了强。
　　三大买办齐集招商局，信心爆棚，觉得实现国企私营化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便着手逼宫，要求国有资本退出。
　　这就挑战李鸿章的底线了。
　　在本朝做生意，官府想查你比查个房还容易。再加上徐润的人品也不是无可挑剔，曾挪用公款在上海炒房。金融危机一来，房价大跌，无力还款，盛宣怀趁机逼他将股票和房产抵押给招商局，将其扫地出门。
　　唐廷枢也被李鸿章调去筹建开平煤矿，盛宣怀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督办”的宝座。
　　从此，督办一职由北洋大臣任免，总管招商局的人事和财务；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则由股东推荐改为督办任命。
　　官督商办名存实亡，招商局成了北洋的私产，开始走下坡路。
　　盛宣怀使出吃奶的劲儿对招商局做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明治政府明智地将其最大的轮船国企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三菱公司。
　　就在袁世凯彷徨无计时，全国已有近千家洋行，一万名买办。他们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沿岸，隐然一股左右中国经济走向的强大力量。
　　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新的契机。路，要怎样从脚下延伸？
　　对于大头，舍弃虚名、安然富足的一生触手可及。但试问，他又怎么可能主动放弃挑战者的身份？
　　如果这台敲剥天下骨髓、离散天下子女的专制机器下已爬满了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袁慰庭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谁同黑暗捣乱，谁就拥有光明。
　　正如百年后的诗人所呐喊的那样：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千百年来，文人总是奢谈仁爱王道、理学心学，殊不知专制不除，在旧有的社会形态下，即使偶有新文化的火花，也不过是刹那芳华，绝无生根发芽的可能。
　　故，此学彼学，终不若袁世凯用生命去演绎和阐释的亡清之学。
　　苦闷的大头再一次找到老大哥徐世昌。
　　自从1886年考中进士，徐世昌已在翰林院待了快十年。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观政学习，考核通过后授检讨，升编修，再升修撰。
　　仍然是从六品的芝麻官，还没实权，仰望天阙，真是宦海无涯。
　　按理说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谋不该混得那么惨才对。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气场不合的领导。
　　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李鸿藻觉得徐世昌虚伪矫情，非常反感。
　　这个得承认，不然人最后也不可能混到民国总统的位置。
　　问题是县官不如现管，便是日后能当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小领导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论，清水衙门翰林院走出过不少人才，却也培养了很多废柴。盖因我国有学问便有学问家，有学问家便有学问，同时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家……
　　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謇只能算半个。
　　徐全人被老大压制，什么好处都轮不着。穷翰林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外放省一级的乡试考官，只要能捞到一任，立刻盆满钵满，咸鱼翻身。
　　一任都当不上的徐世昌只好靠微薄的俸银生存，每逢三节，给李鸿藻送的“孝敬”不过区区二两，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恶性循环……
　　深感苦海无边的徐世昌几番活动，谋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虽小，机会众多”为由所阻，直到难兄难弟袁世凯敲开了他冷清的家门。
　　这是一次务虚的谈话，却比戊戌变法更务实。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欧洲，而徐世昌则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这一年，美利坚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跃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并没有掺太多水，但再高也没用，不过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群罢了。
　　作为一个当时政以贿成的农业国，大清的GDP就地产生就地消耗，从来不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质。
　　美国则不然。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工业化民主制大陆国。看看远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欧洲列强，再看看比《黄金三镖客》大决战时还紧张的中日俄三国，你就明白只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还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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