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把从民主宪政到婚姻自由等社会改良的各个方面偷天换日地打包进了《春秋》。
　　梁启超赞曰：“绌君威而伸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
　　叶德辉骂道：“假素王（无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为那儿，孔教只是一块招牌。从给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号中不难看出，对于孔子，他甚至不怎么尊重。
　　康有为自号长素，长于素王。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
　　梁启超号轶赐，轶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赐。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马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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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来看，康有为先是砸烂了记载着周礼的古文经，告诉你不能回头；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一样，打着寻找基督教原始真义的幌子，号召大家向前走。
　　确有其进步意义。
　　首倡三世的何休种下的那颗充满了乌托邦幻想的种子，艰难辗转两千年，终于让康有为借尸还魂，生根发芽。
　　于是，万木草堂开张了。
　　第一课，康老师忆往昔峥嵘岁月，说自己原来不当教书匠时，曾想去巴西经营一块殖民地，以为新中国。
　　见学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长素开始洗脑：儒学（经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孔子（康有为版的）是万世大教主。
　　因此，“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并时不时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故事激励学生，以培养他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奉献精神。
　　对于康有为不舍昼夜复原孔教的行为，有一种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释——给改革寻找合法的外衣。
　　说这话的人，幼稚在无法想象晚清舆论之开放。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甲午战败，洋务破产，改革已是举国共识。
　　如果说徐继畬和张树声对议会制还停留在介绍和借鉴的层面，著名报人王韬则早在1882年就明确指出：中国欲谋求富强，不必求取他术，只需实行议会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时政类畅销书《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阳纸贵。
　　常年从商的郑观应（1842—1921）洞悉时弊，在书中大胆放言，呼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实业救国”，发展民营企业，倡议“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接着笔锋一转，坚定地写道：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
　　政治改革的第一条便是仿效英国设立议院。
　　每当触及这一核心问题时，总有一些弱智应景地跳出来，不管脑后长没长辫子，重复着永远不变且毫无新意的几个质疑。
　　质疑一：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二：民智未开；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每每此时，给人的感觉都像是一群太监聚在一起，大谈性生活对人体的危害……
　　太多挥刀自宫的现实，以至于盛世永不到来，危言从未过时。
　　读者孙家鼐进献了《盛世危言》，光绪读后大为赞赏，立刻着人印刷两千本散发给省部级高官阅看。一时间，连各个书院的考试都常以《盛世危言》里的内容为题，影响既深且巨。
　　由此可见，谈民主宪政，康有为大可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
　　鉴于出发点不坏，真实的原因倒也能够理解：借助孔教的民间基础哗众取宠，扩大影响。
　　这显然是从不骂人、因为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孙文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这个广东香山人写就《上李傅相书》，跑到天津，找同乡郑观应代呈。
　　郑观应转递给盛宣怀，在推荐信中写道：
　　其说贴近现实，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怀阅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别号）”六个字便转了出去。
　　结果可以想见，石沉大海。
　　每天投书的多达几十上百，李鸿章岂能一一尽阅？对他而言这只是百分之一的闪失，对孙文来说却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转变。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齐起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反清组织兴中会宣告成立，杨衢云任第一任会长。
　　在袁世凯看来，热兵器时代，靠搞暴动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错了。至于康有为，鼓动人心而已。意见领袖从来只有两条出路：被体制招安或被粉丝埋葬。
　　他要的是兵权。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因为，对付以阴鸷文化立国的清廷，只能用慢药杀之。
　　还在前线办军需转运时，袁世凯便给负责后路转运的盛宣怀写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说我患痰喘病久矣，随溃军奔逃没有意义，道义上又难以请求退至后方，辜负相国（李鸿章）的提携。如果你能帮忙婉言请示，免去世凯的差事回后方，则不胜感激。现在战事颓唐，你要是筹到了款项，最好招募学徒、延聘教习，为将来改革军制做准备。如果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弟愿任监督，必将有以报答。
　　袁世凯想卸职练兵，可盛宣怀哪有力量决策此事？话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结果被冷冷地拒绝了。
　　西法练兵，德籍顾问汉纳根早就向李鸿章提过。后者属意的人选显然不会是背着自己找翁同龢请托的袁世凯，而是时任广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燏（欲）棻。
　　胡素以谈洋务闻名于政界，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
　　翰林院编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对西方军制颇有研究，当时正受李鸿章的委派办理北洋水师学堂。
　　他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写了两稿，将润色好的二稿交给了胡。
　　胡燏棻加了一些痛斥军队百弊丛生的套话便上交督办军务处，李鸿藻看后非常激动。
　　冷静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问题便是经费。
　　清廷财政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中央财政体系。
　　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中央，再根据预算拨到地方。大清国则无比混乱，税收虽由各省征得，却因种种临时性的需要，零碎地划给底下的道府，借给平级的他省或直接上缴朝廷。
　　无序的分食法则既导致了惊人的浪费，又使军队这个最需要巨额经费喂养的猛兽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国库羞涩使得胡燏棻的练兵雷声大雨点小。1895年3月，在汉纳根的指导下，胡在天津马厂艰难地练成了包括步、炮、马、工程四个兵种，共计十营四千七百人的“定武军”，并于当年9月移师位于天津东南六十里的原盛军驻地小站。
　　此时，正是袁世凯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首先，朝议不佳。所有人都认为，日军侵朝，肇始于袁世凯的孟浪。奕訢就曾问及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动而成，信否？
　　失势的李鸿章摆手道：
　　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
　　其次，靠山倒了。从马关回来，李二先生成了头号汉奸，国人皆曰可杀。慈禧让他公款环游地球，避避风头，王文韶接替直隶总督。
　　大头被彻底晾着。
　　现成的路只剩下一条：赴浙江，任温处道。
　　买办和猎头
　　鉴于温州人商行天下的传统，想填满钱袋，温处道是一个绝佳的道。
　　李鸿章的名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单单体现于政治和外交领域。
　　19世纪60年代，造富产业房地产在上海出现。权力和金钱的互炒下，外滩与南京东路的地价连年翻番，甚至超过了纽约。
　　疯狂一时的上海彩票也把灶台边的妇女推上了街头，她们被“种一块铜板，收一两金子”的口号拖入了虚幻的梦想。
　　做个富贵无边、左拥右抱的太平官有何不好？人生不满百，怀他千岁忧做甚？还不如从历史的进程中抽身而去，美名骂名，一概不沾，逍遥一世，不枉此生，反正死去元知万事空……
　　甲午之败撼动了清政府禁止民间开厂设企的政策。望着光绪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的诏书，二十年前的往事浮上了袁世凯的心头。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到了上海。
　　越来越多的西洋商轮像收到了“人傻钱多速来”的短信，纷纷涌入，而本土的沙船业则饱受冲击，直接歇菜。
　　道咸之际，沙船运输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向南运大豆，从南往北输漕粮。一艘沙船一年可以来回七八趟，获利颇丰。上海最盛时，黄浦江滩停泊着五千艘沙船。
　　不过十年光景，便锐减到四五百艘。放眼望去，几千条搁浅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腐朽。
　　船主们无力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政府出面交涉。
　　问题是对民营企业，清政府不打劫就算好的了，你还指望它为民做主？
　　种种方案里，只有两江总督李鸿章的方案颇具眼光。
　　他采纳容闳的建议，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自己的轮船公司。这样一来，虽然苟延残喘的沙船业会被彻底挤垮，但完成了产业升级，挽救了朝廷漕运，可谓一石二鸟。
　　1872年，盛宣怀拟就章程，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以来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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