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婴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一男子失足跌倒，被日兵擒住。一个美国记者走上前示以臂上的红十字缠带，欲救之。日兵不理，以刺刀连插男子颈项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
　　这是旅顺大屠杀的残酷景象，幸免于难的，全城仅三十六人——任务是留下来收尸。
　　光绪的眼眶湿润了，昏黄的灯光下，他写道：奉旨。环球之大，惟俄国与中国为三百年旧好。
　　熊的盛宴
　　这是对俄国抛出的橄榄枝的回应。
　　1896年9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方提出，为表示对俄国的感谢（帮清廷讨回辽东），中国应派重臣亲临致贺。
　　项庄舞剑，意不在此。
　　沙俄的远东政策和日本的大陆政策都是扩张性的，彼此水火不容。现在朝鲜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俄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它要趁战后弥漫在中国上空的仇日情绪尚未衰退之际拉拢清廷，以缔结军事同盟的形式，名正言顺地进入东北，并在时机成熟时据为己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光绪圣旨里的“三百年旧好”都像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作为中国的头号威胁，俄国最擅长“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总是在清廷被列强打蒙时从天而降，威逼利诱，趁火打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国不废一兵一卒，就凭《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走了半个东北，刷新了世界历史上土地割让的纪录。
　　近代史上，被俄国巧取豪夺分出去的土地，占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虽然严复和黄遵宪早就指出包藏祸心的俄国才是中国之大患，但清廷已无路可走。鸦片战争以来，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夷制夷”再到“结强邻以自保”，可供转圜的外交余地已然不多。
　　从光绪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刘坤一，都被俄国的“仗义执言”和主动示好所蒙蔽，以为可以托庇，危机时不致孤立无援。
　　抵达圣彼得堡后，沙皇对李鸿章优礼有加，除隆重接待外，还授之以勋章，许之以重贿，一切能满足清廷面子的排场，无不做到极致。
　　于是，《中俄密约》签订。
　　其他条款倒无所谓，致命的一条是：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横贯东三省的铁路，直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中国境内的铁路应由中国自己修。
　　俄方以中国财力不足，恐怕十年都修不好为由，威胁说“若坚拒俄国好意，则不再相助”，李鸿章只好服软。
　　开门揖盗的联俄使东北沦为日俄角力的战场，是李鸿章终身无法弥补的大错。
　　甲午战争后，日本短期内并无再次进攻中国的企图，反倒想结好清廷，对抗俄国。而中俄同盟，逼迫英国不得不在亚洲大力扶持日本，使其借此东风奠定了世界五强的地位。
　　李鸿章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失误实在令人费解。
　　有人说，这是因为《马关条约》对他刺激太大，使之决心压制日本，不惜一切代价；有人说，这是赌徒心态，死马当成活马医，孤注一掷。
　　其实原因很简单，三个字：没，得，选。
　　为专制国卖命，怎么卖都是错。因此，与其将错就错，不如亡清改制。
　　回国时，美轮抵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当初离开马关，李鸿章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但此番换船必须先上码头。
　　为了不让自己同日本国土发生一丝一毫的联系，李鸿章说什么也不上岸。侍从无奈，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进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不久，德国跟风，也索要“还辽”报偿，被李鸿章拒绝。年底，又提出租借山东半岛胶州湾的要求，再次遭拒。
　　于是，曹州教案爆发了。
　　如果不是人为安排，那一定是墨菲定律（越担心出错的，终将会出错）。
　　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的两个盗贼跑到教堂行窃，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清廷非常紧张，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限期破案，并派大员亲赴巨野督办。
　　两名案犯迅速落网，被判死刑，清政府也答应赔偿一切损失。可德国又岂会放弃大做文章的好机会？
　　1897年11月，德军出动兵舰强行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港。
　　英国马上跟进，要求在长江流域的特权；法国盯上了广西、云南；日本则看中福建；连意大利都想分一杯羹，要租浙江的三门湾。
　　瓜分狂潮风起云涌，《时务报》转载了日本的新闻，《中俄密约》昭然天下，一时间舆论大哗。
　　按照康党的说法，《时务报》是由康有为指挥创办的，与夭折的上海强学会具有血脉上的继承关系。
　　这又是不知所谓的梦呓。
　　《时务报》的创始人是进士出身的著名报人汪康年（1860—1911）。在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的帮助下，他拉到了原本打算资助上海强学会的余款。
　　梁鼎芬和康有为是至交。但康南海这人吧，你不跟他共事，是看不清其真面目的。从《时务报》开始，梁鼎芬对康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直至成为康党的反对者，明言“长素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可谓一针见血。
　　本来，汪康年邀请妙笔生花的梁启超担任主笔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由他撰写的社论最受读者欢迎，成为报纸的品牌栏目。据后来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回忆，当时苏州一带的青年学子争读《时务报》，对梁启超奉若神明。
　　其结果就是，又让康有为盯上了。
　　他想让《时务报》变成康党的舆论阵地，宣扬自己那套“尊孔维新”的怪论，梁启超的存在则是渗透报馆的重要棋子。
　　在他的运作下，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陆续进入报馆，大有鸠占鹊巢之势。
　　不久，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指使下向汪康年提出：报纸应当采用孔子纪年。
　　汪康年怒了：拜托成熟一点好不好！刚搞垮了上海强学会，又来这套？
　　在报馆高层的一致反对下，康有为没能得逞。于是，梁启超有情绪了，开始玩忽职守，以探亲为名跑回了广东。
　　本来约定四十日返回，并答应文章寄回上海，不误报期。结果汪康年一篇文章都没收到，返期也一推再推。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两次致电汪康年，诉说自己强烈的出洋愿望，请他转告《时务报》投资人之一、刚被任命为驻德公使的黄遵宪。
　　没过多久又有梁启超欲随伍廷芳出使美国的传言，汪康年几近崩溃。
　　梁启超最终未能成行。回到上海后，他加紧了夺权的步伐，组织康门弟子群殴了汪康年高薪聘请的新任主笔章太炎（1869—1936）。
　　成功，只需像坏人一样勤奋
　　其实，康有为早就想揍主治古文经的章太炎了。
　　学术上，两人方枘圆凿。章太炎一再宣称经书是客观的历史，并非神秘的宗教预言。而且还经常跟人揶揄康党，说：“大贤”们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帝王之兆）。
　　赶走了章太炎，人事纠纷顿时公开化。外界纷传《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
　　整个1897年，报馆内乱不断。梁启超动不动就扬言要率康门弟子离馆“去西湖读书”，或者以另立山头、组建《新时务报》相要挟，逼迫股东赶汪康年下台。
　　问题是江南士绅里，反感康梁的人实在是灿若繁星。
　　汪大燮（xiè）：“（康梁）终日卖人，必为人卖。”
　　邹代钧：“其奸诡不可不防。”
　　即便是中立派，也对梁启超挑起的战端深感厌烦。时任报馆校对的王国维悲观道：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
　　康党失道寡助，梁启超一点便宜没捞着。正好谭嗣同（1865—1898）在湖南混得不错，受巡抚陈宝箴之托，邀请梁启超担任新成立的时务学堂总教习，梁遂率韩文举等康门弟子集体入湘。
　　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不缺吃不短穿，政治主张反倒比康、梁坚定多了——矢志不移地排满革命。
　　他是墨家最后的信徒、弓马娴熟的夕阳武士，奔走于这片堕落的土地，像堂吉诃德一样格格不入、有心无力。
　　江湖上流传着他和大刀王五的友谊，会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遍布着他急公好义的事迹。
　　更重要的是，继黄宗羲之后，他将批判君主专制上升到了新的境界：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凭借蛮野凶杀之气以窃中国；（清廷）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
　　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其民则有余；中国惟恐民之知兵，民间售藏枪械谓之犯法；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看看清朝官二代的觉悟。
　　因为过于痛恨清政府，谭嗣同还得了失心疯，在甲午年清军一溃千里时击节叫好，称赞日军是无敌于天下，“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在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如何筹措经费时，甚至主张“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边地亦皆可卖”。
　　当然，作为高干子弟，谭嗣同也想移民。但他希求绿卡不是为了给发达国家贡献GDP，而是出于对清廷的绝望（“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
　　早在1886年，他听说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搞了一个“贡捐”，捐者可得保护，免受中国官吏的骚扰和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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