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立之事，臣不知道（先站对队），但六部的确当废。如果坚持旧的制度能够富强，中国早就强大了，何必等到今天？因此，如果主张变法即被指为康党，那臣实无可逃。”
　　慈禧默然不语。
　　被端王党“绑架”的她，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解除洋人的威胁。具体到眼前，就是那帮经常对她指手画脚的列强驻华公使。
　　在仇洋排洋上，顶层的慈禧同底层的义和团微妙地结合到了一起。在毓贤的鼎力推荐下，觉得民气可用的她开始酝酿一场人民战争。
　　独裁者最擅长的本领便是借助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古今皆然。
　　赴任山西后，毓贤再接再厉，三天两头唆使义和团屠杀传教士，还扭曲地认为：你不是喜欢借教案找茬吗？我索性玩把大的——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
　　对山西全境的传教士，毓贤谎称兵力不足，无法下到各县，故决定集中到省城，统一保护。
　　教士们信以为真，赶集似的来到太原，却在巡抚衙门的辕门前悉数被杀，毓大人还亲自手刃了一个质问他的白胡子老主教，相当威武。
　　在毓贤的部署下，山西全省杀害传教士近200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1万多人，成为当之无愧的绞肉机。
　　替毓贤收拾烂摊子的是袁世凯。
　　之前，他带着武卫右军移防德州，监视刚刚占领了胶州湾的德军。
　　这真是一纸及时的调令。如果继续在天津窝着，等庚子事变时，估计就跟聂士成一样为国捐躯了。
　　离津前，由徐世昌、王士珍等近五十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刚刚完成了两本合计四十万字的巨著：《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细图说》。
　　由于是上达天听的“奉旨著书”，袁世凯格外重视，同幕僚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完成了这两部西法练兵的扛鼎之作，既总结了几年下来的练兵经验，也奠定了近代中国陆军的军事理论基础。
　　慈禧览后，慈颜大悦，又念及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的效忠，颇为感动，便决定给他压压担子。
　　于是，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荣膺封疆，担任山东巡抚。
　　这一年，他四十岁。
　　尽管接手的是一块荆棘丛生的是非之地，但有危才有机，才有放手一搏的舞台。
　　在大头看来，毓贤纯属二到不可理喻。
　　不是所有的大鼻子都一个鼻孔出气，洋人间的利益冲突其实远大于同清廷的矛盾。
　　结果毓贤逮住蓝眼睛就砍，为了提高效率还诱骗到一处聚歼，直接把洋人从各怀鬼胎逼成了同仇敌忾。
　　招抚、利用义和团更是笑话。义和团除了杀洋人，主要爱好还是打砸抢。集体无意识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神也控制不住狂欢的走向。
　　袁世凯透过乱象看本质，一上任就抛出个直指根源的问题：积怨从何而生，公愤因何而起？
　　可能你会说：“这还用问？教民欺负良民呗！”
　　袁抚台说：“错！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摊上这么庸懦的父母官，再善良的教民也暴走了。”
　　精确的结论得益于科学的调研。
　　当袁世凯要密查某事或某官时，总是先派一人下去，再派另一人去同一地点查同一目标。两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不知有对方的存在。
　　若所查结果互不相同，就再派两人分头去查，以资对照。对查报属实的给予奖励，隐瞒谎报的施以严惩。
　　后来，袁世凯经常将此心得同下属分享：
　　做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在精密的情报系统的协助下，大头发现，山东的官员不是视洋如仇就是畏洋如虎，而这两种情绪都不利于明镜高悬地办理教案。
　　更有甚者，因为顾惜自己的乌纱帽，且耐不得繁琐，一遇教案，不分青红皂白，责罚良民，苟且偷安。长此以往，教民愈发气焰嚣张，良民日益怒不可遏，愤懑迟早会决堤。
　　找准了病根，袁世凯对症下药，要求地方官必须学习掌握国际公法，遇事同洋人据理力争。
　　并且，以法律为准绳，在讲求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断案，使各方心服口服。
　　袁世凯以身作则，在处理肥城县英国传教士被杀一案时展示了什么叫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主犯斩立决，同犯绞监候，肥城知县因纵容包庇被革职。
　　前来交涉的英使并不满足，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凶犯从重治罪；泰安知府免职，永不叙用；清政府出资在肥城修建教堂。
　　袁世凯坚持己见，以事先颁布的约章针锋相对。英使什么便宜也没占到，悻悻而归。
　　秉公执法是治本之策，而当务之急却是遍地拳乱。
　　在徐桐等人“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的叫嚣下，朝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明剿暗抚——表面上做个样子给洋人看，暗地里却姑息甚至帮助其坐大。
　　但在以打击民间伪科学为己任的袁世凯看来，对付义和团不能心慈手软，要么就地解散，要么引颈就戮。
　　即使如此，对于以几何级数膨胀的义和团而言，还是显得过于温柔。
　　行走的灾难
　　绝大多数人都会迷失方向，否则通往真理的路上将人满为患。
　　徐世昌的一封信指点迷津，改写了袁世凯的前程：今以中国无兵、无械、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持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倒地，有此理乎？洋人又岂肯坐视其同类任团匪残杀而不问，能不联合军队，以陷中国？
　　慰庭不可遵行乱命，而当逐团匪于山东之外。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再造乾坤之忠心。若随波逐流，则非但一身功名消灭，且恐不能保其身家。
　　徐世昌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把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再三细思后，终于下定决心：全面镇压。
　　武卫右军四面出击，部将张勋一日之内杀了五百拳民，受到大头重奖。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敢跟当权者对着干，也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南方督抚全部旗帜鲜明地反对义和团。相比之下，大头已然圆滑许多，玩儿的是明抚暗剿的把戏，一直杀到载漪等人质问下来，方才解释说剿的都是盗贼冒充的“假义和团”，而非真正爱国反教的拳民。
　　虽说老外把义和团叫“boxers”（拳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愤怒的公牛，但面对装备精良的武卫右军，“拳师”们不堪一击，纷纷流窜到了直隶。
　　于是轮到直隶总督裕禄崩溃了。
　　裕禄接的是荣禄的班，头脑还算正常，跟袁世凯约好南北夹击义和团。
　　结果朝廷风向骤变，裕禄眼睁睁看着调任军机大臣的荣禄因反对招用义和团而被慈禧冷落，信奉“飓风过岗，伏草唯存”的他只好跟着装糊涂。
　　拳民们欣喜地发现，离开山东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立马便砍死了武卫中军的一个副将（从二品），一路拆电线、毁铁路，意气风发地进京串联。
　　途中只遭到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猛烈反击，其余时段基本一路顺风，有说有笑，还顺便散布诸如“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之类的谣言，简直就是行走的灾难。
　　与此同时，另一支万余人的义和团入侵保定，把在此督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的外国工程师及家属杀了个尸横遍野。
　　终于，京师门户涿州也失守。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只好向前辈叶名琛学习，绝食抗议。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裕禄可以装瞎子阿炳，刚毅可以天天咒骂洋人，即将出掌总理衙门的载漪（奕劻也得靠边站）可以将外交政策浓缩成一个字“滚”，甚至军机处都可以改组为“反帝联盟”，慈禧却必须对全盘负责。
　　心里没底的她派出了军机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进士出身，从知府、道台、巡抚一路干到刑部尚书，脑子非常清醒。慈禧让他去涿州，名为宣抚，实为考察，看看义和团的实力到底如何。
　　赵大人见到癫狂的拳民后，劝其首领自行解散。对方不同意，还要求撤聂士成的职。
　　正胶着间，刚毅到了。
　　刚毅担心赵舒翘不开窍，违背自己的意愿，故尾随而来。见到拳民的刚大人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般，好言宽慰，并承诺参劾聂士成。
　　回禀时，刚毅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赵舒翘原本就是刚毅一手提拔起来的，便不再多嘴。
　　不久，载勋被任命为九门提督（北京最高军事大官），端王党开始高唱《北京欢迎你》。
　　情势危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两千联军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裕禄闻讯，赶紧派武卫前军围堵。
　　这支由聂士成指挥的精锐部队配有重机枪，急行军至天津西郊，恰好遭遇败退的联军。
　　正激烈交火，义和团追杀而来。
　　聂士成看到拳民从来都是杀无赦，此番两害相权取其轻，直接把这帮狂热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刀队调上前线冲锋。
　　肉盾消耗了联军所剩无几的弹药，加之西摩尔长于海战，怯于陆战，一时间死伤无计，陷入重围，苦守待援。
　　我的团长我的团
　　1900年6月10日，哼着“我家大门常打开”的老北京一起床便发现大街上、胡同里，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手持大刀长矛、身穿红色肚兜的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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