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给各省督抚寄发的上谕里，要求将各地拳民组织起来，同洋人打一场全面战争。
　　对此，袁世凯又笑了。
　　他正愁怎么处置山东境内残存和外省流窜回来的团民，现在正好有了合法的驱逐借口。
　　大头晓谕各府县，命团民“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到京津一带去杀洋人了，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赶紧行动，不可再在山东滞留。凡逗留者，必是打着团民旗号的乱民，一律严惩不贷。
　　半轰半送之下，山东的拳乱彻底消弭于无形。
　　位于上海的中国电报总局已经一宿没熄灯了。作为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的一把手，盛宣怀的眼中布满了血丝。
　　经过一整夜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扣留朝廷的宣战电报。
　　盛宣怀嘱咐各地方电报局的负责人，对上谕只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随后，他急电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国家即将瓦解，须设法保全东南富庶地区。各省封疆应采取措施，联络一气。”
　　相同的电报也发给了张之洞和刘坤一，并提出方案：“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全中外商民。”
　　李鸿章接电后带头抗旨，称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乱命，“粤不奉诏”，为“东南互保”的实施一锤定音。
　　张之洞和刘坤一多次同列强驻汉口与上海的领事磋商，承诺不会卷入战争，坚决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刘坤一甚至私下对英国驻南京领事说：“慈禧的政府完了，她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帝国的秩序。”
　　6月26日，在盛宣怀的奔走联络下，南方诸省均派出代表，于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了保证南中国和平的《东南互保章程》。
　　明目张胆同慈禧对着干，显然属于高危行为。为此，张之洞再次上奏，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接着笔锋一转，说北方既已决裂至此，南方切不可再遭涂炭。否则饷源立绝，全局瓦解，则愈发不可收拾。
　　袁世凯没有参加互保，只是单独致电外国领事，表明和南方督抚采取同样的立场。
　　派兵将最后一批洋人护送到青岛后，大头长吁了一口气，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冥想。
　　公元1900年，西历新世纪的第一年。
　　天厌大清。
　　从慈禧前无古人地同十一国宣战的那一刻起，亡国，就进入了倒计时。
　　可惜，南方督抚的集体忤逆再一次救大厦于将圮。
　　广州，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
　　离开北京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也很难判断帝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到底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偏离。
　　催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荣禄的语气已近乎哀求。
　　然而，当了一辈子“消防员”的李鸿章，这次的反应异常迟钝。
　　因为，香港总督卜力向他转达了兴中会的意思：推李鸿章当总统，以两广为基地，在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当幕僚刘学询带着兴中会的使者向李鸿章汇报联络孙文、策划两广独立之事时，这个为维持帝国稳定操劳了大半生的裱糊匠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双目微合，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颔之。
　　兴中会未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却收到李鸿章赞助的三万元经费。
　　与此同时，董福祥带着甘军和几万团民日夜围攻东交民巷。
　　使馆守军是列强海军从天津紧急调来的四百名水兵。人手一把步枪，外加四挺重机枪，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甘军没有炮，荣禄又暗中资敌，每逢休战，便命人推着蔬菜瓜果、军火弹药，整车整车往使馆里送。回过头再看那董存瑞般前赴后继往前冲，最后全倒在血泊里、尸体枕藉的义和团，不禁让人感叹：古往今来，爱朝廷从未爱得如此艰难过。
　　眼见死伤惨重却毫无战果，载漪打起了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算盘。
　　他请了一道上谕，强命武卫中军的炮兵营统带张怀芝把德制大炮开过去轰。
　　张怀芝以为立功的机会到了，喜出望外地和弟兄们在城墙上架好了炮，瞄准使馆区。
　　如果这一炮打下去，就没有后来的安徽巡抚、民国军阀张怀芝了。
　　在他下命开炮的前一秒，忽然灵机一动，改令缓发，跑去荣府请示自己的顶头上司。
　　荣禄既不敢发令，也不敢抗命，东拉西扯，不置可否。
　　张怀芝愈发着了慌，非要他手书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否则便赖着不走。
　　荣禄被缠得烦了，闪烁其词道：“横竖炮声一响，宫里边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闻言会意，匆匆赶回城上，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测，遂把目标定向使馆旁边的一片空地。
　　于是，众炮齐发，响了一天一夜。洋使固饱受虚惊，怀芝却勉强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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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东南互保的噩耗时，慈禧的脑海中也曾掠过一丝后悔，随即被倚为干城的重臣们居然在危难时刻背弃自己的震惊和悲凉所取代。
　　而当她看到袁世凯不在其中，还奏报正组织山东团民源源不断地北上勤王时，那种欣慰与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
　　走到这步，慈禧已然骑虎难下。
　　停战只会激起叛乱，而一条道走到黑，军事上即便难以取胜，打出个相持的局面，以东交民巷的人质作为谈判砝码，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既然长江以南想保境安民，留得青山当柴烧，就随他们去吧。
　　心念及此，她让军机处下了一道言不由衷的懿旨，诉苦之余夸南方督抚们“老成谋国”……
　　大沽口失陷后，门户洞开，各国援兵乘军舰从四面八方赶来。
　　他们之中有印度阿三（英军）、有越南鬼子（法军），解了西摩尔之围后，总数一万多人，开始猛攻天津。
　　“留党察看”的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五千人驻守南门外的八里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恶战。
　　聂士成两腿均受枪伤，仍持刀督战，不许官兵稍退，一直战至两腮被敌弹洞穿，颈部、脑门皆受重伤。
　　联军派人传话：“聂士成将军，投降吧！”
　　聂士成沉默片刻，只吐出一个字：“屌！”
　　最后脐下被炮弹炸开，肠出数寸，壮烈殉国。
　　回到甲午年。
　　战争进入尾声，袁世凯在关外协助周馥办理粮草转运，聂士成则刚从朝鲜回来，准备赴任直隶提督。
　　两个年龄相差二十三岁的勇者在山海关外的兵站不期路遇。
　　作为晚辈，袁世凯被聂士成身上那股“宁移白首之心”的豪气所折服，对他道不尽的丧师之痛深感同情。
　　在家书中，大头发自肺腑地写道：“前线战事简直就是儿戏，糟不可言。能见贼一斗者，唯功亭（聂士成）耳。”
　　对这样一个不太懂政治，但无论放在任何朝代，都会以性命去捍卫一方百姓的硬汉，袁世凯由衷地写下一副挽联：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然则卫青常有而汉武帝不常有。
　　袁世凯断然不会为气数将尽的清廷殉葬，他要保存实力，功不唐捐地拖垮这个气若游丝的流氓政权。
　　因此，当朝廷三番五次地催他率军驰援天津时，大头均以“守土有责，兵力难分”为由百般搪塞。
　　直到军机处严词警告“毋再推诿”，才派总兵夏辛酉带了六营约六千人赴援。
　　十一天过去了，天津守军连援兵的影子都没看到。
　　朝廷再次严催，又过了三天，夏部终于艰难地走出山东，而此时天津业已失守，裕禄愤恨自杀……
　　截至战争结束，夏辛酉损失不到一千人，出色地完成了袁世凯交给他的使命。
　　联军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英文缩写TPG。
　　其实，所谓的联军，不过是同床异梦罢了。
　　德皇认为，横尸街头的是德国公使，因此联军司令的人选必须是德国人，否则宁可按兵不动；法国意在西南，把水蹚浑了好打云贵的主意；美国对侵略中国不感兴趣，且刚跟西班牙打完，正在恢复元气。只是见自己的驻华大使狂喊救命，才勉强加入；英国正在南非跟荷兰人抢金矿，打“波尔战争”，分身乏术，便派了些红头阿三来充数；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纯属打酱油，各派几十个小卒，扛着大旗，追随于诸强之后，以示自己的存在。
　　真正野心大、胃口好的是日本与俄国。一个出兵八千，一个出兵五千，加一起占了联军总数的三分之二还多。
　　由于德国一直没争取到带头大哥的位置，拒不发兵，攻打北京的实际上是七国联军。
　　在天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联军将领一致认为，若无十八万之众，攻城没有必胜的把握。
　　当然你会问：何以如此谦虚？
　　因为人民战争的可怕。
　　敌进我退，敌疲我打；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就像《赛德克·巴莱》里的原著民，在森林里来无影去无踪，杀日寇于无形。
　　况且，联军所谓的胜不是架起一排大炮把北京从地图上擦掉，而要想尽办法保证人质的安全。这样一来，难度就从普通级变成专家级了。
　　问题是这边议论未定，那边俄国正争分夺秒地往中国运兵，泉水般汩汩涌来。
　　英国急了——路途遥远，不可能像日俄那样连绵不绝地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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