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天津的李鸿章祠落成，袁世凯又撰联曰：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俯首拜汾阳（郭子仪），敢诩临淮壁垒（李鸿章曾在临淮立下战功）；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早年受李鸿章栽培是实情，希望继承衣钵也是真情流露，但更深的意图恐怕还是想借机收拢人心，将淮军旧将、合肥门生统统聚集到自己身边，拧成一股牢不可摧、吊死清廷的麻绳。
　　万事俱备后，袁世凯叫来周学熙，对他说了一句话：放手去干吧。
　　第一件事是稳定金融。
　　大战之后多通胀。在天津知府凌福彭的协助下，周学熙以组合拳的形式，采取各种金融手段平抑了物价，一时间阖津拜服。
　　袁世凯乘胜追击，创立银元局，以周学熙为总办，铸造铜元，取代已经贬值的银币，在稳固市场的基础上也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源（铜元比价高）。
　　手头有粮，办事不慌。周学熙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指挥部，袁世凯立刻批准。
　　和盛宣怀不同，袁、周二人的商业思想更为开明，唯知提倡劝导，绝不越俎代庖，将创业的风气宣传开后便任其自由发展。
　　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周学熙则主抓厂办学校，力求工学一体，开通观念。
　　1903年，国际银价波动，被辛丑赔款掏空了的中国雪上加霜，刚刚步入正轨的天津遭遇了凶猛的金融危机，民营企业哀鸿一片。
　　袁世凯紧急开办官方银号，贷发官银七十万两，铜元数百万枚，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
　　《大公报》为此特发社论，称赞说：“保商之道，从来为官府所未有，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
　　经此一役，袁世凯深感未雨绸缪之必要。他上疏朝廷，痛陈现代银行的重要性。不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身）在天津设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进一步盘活了津京地区的经济。
　　望着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喜不自禁的袁世凯又仿照天津租界设立了“华界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
　　和后世的改革家不同，袁世凯不仅重视经济基础，更关心上层建筑。最早提出义务教育的他曾说：“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
　　又对人道：“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我自任之，办学的事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
　　严先生指严修（1860—1929），南开大学创始人。早年和徐世昌为翰林院同僚，后迁贵州学政，为黔省培育了有清一代首位状元。
　　戊戌年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守旧派，愤而辞官。赴小站拜访徐世昌时得遇大头，畅谈变法，为其折服，遂订为知己。
　　把严修挖过来搞教育可谓挖到了宝。此人常年钻研西学，对数学、化学、医学皆有涉猎。
　　大头心花怒放，宣布振兴教育乃“经国要图”，并特意在布政司和按察司之外设置了学校司，将普及教育和一省之民政、司法并驾齐驱，推重之心，可见一斑。
　　严修没有辜负袁世凯的信任，助其缔造了北洋大学一所，专科学校二十多所，师范学校九十多所，小学四千余所，使天津真正成为近代国人走向世界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袁世凯，结束了几千年来女人不能上学的历史。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其任内剪彩开学。
　　随着大头的事业风生水起，甲午战争后仕途失意的北洋海军旧部也纷纷前来报到，如叶祖圭、程壁光和蔡廷干。
　　20世纪初的天津，有轨电车把城区和租界连成一片，大街小巷一律改筑碎石马路，中外合资的自来水公司使现代文明流进千家万户。总督衙门外，运河两岸边，由比利时电厂供电的街灯彻夜通明，酒吧和剧院通宵营业……
　　人心不足蛇吞象。经济的发展开启了欲望的魔盒，华洋杂处的天津，治安愈发堪忧。
　　对那些为害一方的地痞流氓、犯罪团伙，袁世凯统统指为“拳匪余孽”，以朝廷的名义痛加铲除，使得天津成为张一麐笔下“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贼者，西人亦为之叹服”的文明城市，却也招致“民屠”的称号，引来种种非议。
　　慈禧将参奏袁世凯的折子寄给他观赏，遥示警告。他立刻上疏辩解，阐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观点，说“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则害民者在所必除”。
　　慈禧考虑到义和团殷鉴不远，便不再深究。原本要以“肆意滥杀”之罪查办的巡警道（省公安厅厅长）赵秉钧等人，反而在大头的保奏下加官晋爵。
　　为了将天津建设成北洋集团遥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营，袁世凯又打起了铁路的主意。
　　当时，北京向东和往南已有外国人修筑的铁路，唯独北方门户张家口，作为连通内蒙古的枢纽，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交通却还停留在马拉车的原始状态。
　　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铺轨凿山，架桥购车，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独立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
　　通车之日，举世震惊，袁世凯却早已远离繁华，垂钓于洹水之畔。
　　詹天佑时刻惦记着老领导对铁路的支持和对自己的信任，特意将工程竣工时拍摄的一整套照片遣人送往洹上村。
　　抚今追昔，大头感慨万端，在回信中动情道：“目想神游，至深倾服。”
　　对此，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之路上做了很多实事，比孙文做得多”确属不刊之论——孙大炮号称要修20万里铁路，最后修了几里？
　　在天津的示范下，朝廷的改革逐步给力。
　　首先一扫重农抑商的传统，专门成立了商部，颁布《公司律》和《破产律》，鼓励各地商人组织建立商会。
　　由于手头没“米”，只好利用官本位的民族心理，大送帽子，在《奖励公司章程》中明码标价：集股五千万元者，授一品顶戴；两千万者，封子爵；一千万者，封男爵；五百万以上、八百万以下者，赐四品顶戴。
　　其次，裁汰冗官，通政司和广东、湖北、云南三省的巡抚被撤销。同时，谕令内务府，今后宫中用款，量入为出，不准再向户部要钱。
　　最后，慈禧借大寿的名义，赦免了所有政治犯——孙文和康有为除外。
　　一个反政府，一个反她。而受到前者的启发，后者也开始玩儿暗杀，热衷于收买“侠士”，谋刺慈禧。由于投入过大，使负责筹募资金的梁启超叫苦连连。
　　1905年，康有为派老友梁铁君返回北京，勾结太监，择机行刺慈禧，梁因遭人告发而被捕，毒死于囚室。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仗着天高太后远，成天举着伪造的衣带诏坑蒙拐骗，招摇过市，以勤王救驾为名组织保皇会，忽悠无知的华侨捐款捐物。
　　每次开会前，会众都要起立恭祝皇上万岁，并喝彩三声。再祝康有为事事平安，又喝彩如前。
　　而到了光绪诞辰，康有为总要率保皇会成员公演自编自导的话剧。
　　舞台中央是光绪的圣像，两旁烛设辉煌。笙箫齐鸣中，康有为带一众弟子翩然入场，对着画像拳跪起伏，九叩首。
　　肃穆的气氛中，康南海叩着叩着便号啕起来。一些围观看热闹的外国人议论纷纷，康有为以为他们深受感动，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
　　更二的是，会后还不忘给外务部发越洋电报，问“圣躬安否？祝皇上早日归政以保中国”。
　　空谈误己，实干亡清
　　孙文同该组织之间的纠葛，渊源已久。
　　早在康有为于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时，同一条街上挂牌行医的孙行者（康党对孙文的蔑称）就曾托人转达仰慕之情，表示愿与他结交。
　　康有为的回应只有六个字：想订交？先拜师！
　　后来证明，这种毁人三观的老师，的确不能拜。
　　一次，康有为给学生讲韩愈的《马说》，首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提都不提，上来就大发无名之慨：“昔日戊戌变法，我劝皇上把新疆全省辟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以扩充骑兵。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
　　一直吹到下课，《马说》只字未谈。
　　世易时移，同是天涯亡命徒，日本政府又暗中撮合，两派的合并，似乎前景乐观。
　　康有为却不这么看。他的敌人是慈禧，不是清政府。而孙文的兴中会，说好听点叫职业革命家，在他眼里，其实就是一帮流寇。
　　寇首之一陈少白听说康有为抵日，立即前往拜访。当天在场的还有梁启超、王照以及康最钟爱的弟子徐勤。
　　陈少白力言清政府已无可救药，劝康有为改弦易辙。
　　康表示除了解救“今上”，不知其他。然后滔滔不绝地夸赞光绪，整个一“比肩尧舜，力扛汤武”，好到不可思议，冠绝古今。
　　陈少白无奈道：“先生要是个没出息的，我倒不说了。如果您自命为救世之才，便不能因今上待你的好，就连中国都不要了。”
　　正辩驳间，王照忽然毫无征兆地说了一句：“我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书信亦被拆阅，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
　　康有为大怒，唤人将王照强行拉走，对陈少白道：“此人精神不正常，让你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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