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后，陈少白越想越觉古怪，便趁康、梁外出之机，将王照偷了出来，带到孙文密友、后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家。
　　脱困的王照哭天抢地，大诉苦水，说自己一到日本就被康党非法囚禁，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还饱受凌侮，痛不欲生。
　　然后开始揭发康有为伪造衣带诏、蛊惑人心，从中国一路骗到日本的前世今生。
　　陈少白如获至宝，将猛料悉数曝光。恰逢日本政府换届，原先支持康党的大隈重信下台，新内阁不齿康的为人，令其限期离境。
　　走之前，毕永年前来探访。
　　康有为听说他已在日本入了兴中会，闭门不见。
　　结果又得罪一个。
　　老毕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康有为在国内如何忽悠良家少男替其卖命、如何假传圣旨策划政变等光荣事迹悉数抖出，一时间阖岛震惊。
　　康有为恨不能将其啖肉寝皮，都跑到了新加坡，还放话说：“有能刺杀毕永年者，以五千元酬之。”
　　老大一走，康党立刻分化为两派。徐勤坚持认为，老师与孙文的区别是钦差和钦犯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他在会客室里贴了一张“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不巧被孙文看见，当面质问，却又支吾其词，不敢承认。
　　倒是梁启超，一度同孙文过从甚密。
　　以其思如泉涌、一向多变的特点来看，并不奇怪。毕竟日本能读到大量第一手的外国文献，使早就说过“中国万事不进步，独防民之术超越各国，诚可痛哭”的梁启超更加客观地反思起老师的政治主张来。
　　一往深了想，发现康有为就是一出悲剧——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实施、不否定专制皇权的变法，依旧被现实中的专制者视为死敌。
　　梁启超幻灭地意识到，即便有朝一日光绪上位，召康党归而用之，面对“满朝尽是仇敌，百事腐坏已久”的局面，最终还是免不了无所作为的结局。
　　渐趋革命的他开始同兴中会打得火热，孙文的哥哥甚至让儿子阿昌拜梁启超为师。徐勤在向康有为密报梁启超动向时也称其“渐入行者圈套，当设法解救”。
　　谁能料到，这只是梁启超千变万化的心路历程上一段小小的插曲。
　　很快，当他受邀访美之后，思想又发生了剧变。
　　纽约的繁华让梁启超目不暇接、心悦诚服。但同时他也看到，美国的华人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团结有序的社会，反而内耗严重、械斗频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都激烈。
　　联想到国内文化素质更低的草民，梁启超悲观地认为，如果强行照搬共和政体，国人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面临乱亡；不但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专制。
　　结论：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的土壤。
　　回到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阐述其改良思想。
　　孙文对其转变甚是恼火。不久，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发行机关报《民报》，第三期便下了战书。
　　一场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笔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党：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暴力革命得不到民主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党：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余欧洲诸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党：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革命党一方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倾巢而出、轮番上阵，立宪派则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
　　当然，以他酣畅淋漓、纵横古今的文笔，以一敌百并非难事。毕竟连诗坛领袖黄遵宪都对梁启超的文采推崇备至，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心肠，亦应感动”。
　　加之其为文汪洋恣睢，信手拈来，经常引用日语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久而久之，梁启超成为立宪派一面迎风招展、应者云集的旗帜。
　　然而，锦绣文章难掩污浊现实。梁启超所言及的，都是未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而革命党所宣传的，则是清廷当前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者是尚未兑现的预言，后者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媒体，中国式高危行业
　　早在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已经预示了人心的向背。
　　这张日发行量不过一千份的上海小报摘录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一咏三叹地为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做广告。
　　章太炎就不用说了，给《时务报》当主笔时就被康党海扁过，积怨已久。在这篇歌颂排满革命的文章里，随处可见过滤词，满目皆是敏感句，比如“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最令读者大跌眼镜、让康有为捶胸顿足的是，章太炎竟敢指着皇帝的鼻子骂“载湉（光绪）小丑，不辨菽麦”，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已经打好了棺材。
　　《革命军》更是一副“老子投错胎，干脆不活了”的架势，斥历代清帝为“独夫民贼”，骂慈禧是“卖淫妇”，号召国人一起推翻满夷。
　　上海道台袁树勋拿到《苏报》时的第一反应是敌对势力又在暗中捣鬼。
　　袁道台想多了。
　　上海的传媒如此发达，《苏报》作为一份亏损严重时要靠发桃色新闻来渡过难关的屌丝报，暂且还入不了反华势力的法眼。
　　不过，越是亟须打开市场、扩大影响的报纸，越容易以出格的言论博取关注。
　　当一个叫陈范的举人将惨淡经营的《苏报》买断后，便再一次诠释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陈范原是江西铅山县的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官。
　　心怀不满的他跑到上海，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学界名流。买下《苏报》后，又经常找他们约稿，并邀请章士钊担任主笔。
　　这帮人日后不是光复会的元老（蔡元培、章太炎），就是同盟会的骨干（吴稚晖、章士钊），一个个蠢蠢欲动、摩拳擦掌，让他们写稿，出事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苏报》的小众读者们愤怒地发现，原本连载了一半的成人小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杀尽胡儿方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等血光四射的文字。
　　同时，章士钊抛出一个创造性的观点：革命党的党魁其实是清政府。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梁山的正是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说到底，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永动机。
　　案发导火索是章士钊的一篇书评：《读革命军》。
　　文中，他盛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字里行间充满了溢美之词。
　　当然你会问，怎么这帮人一个比一个嚣张，难不成都是美籍华人？
　　原来，《苏报》是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注册的，企业法人也是一日本女人，办公地点又在租界内，属于外资企业，若非忍无可忍，韬光养晦的天朝本不会痛下杀手。
　　当袁树勋同工部局（由英、美、德三国派员组成，管理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交涉时，对方答应帮助其封馆拿人，前提是案犯必须在租界内审判和服刑。
　　毫无契约精神的袁树勋当即表示同意，想等人犯到手后玩儿赖。
　　章士钊等人提前听到风声，相继走避。章太炎和邹容躲闪不及，先后下狱。
　　袁树勋没沉住气，过早地暴露了欲将章、邹二人押解到南京受审的意图。工部局得知后，断然拒绝移交人犯。
　　若将此举解读为“帮中国人伸张人权”，就纯属自作多情了。
　　工部局的目的很明确：把此案做成确立其治外法权的案例，使公共租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本来这个套通过外交手段并不难解，各国驻沪领事不爽工部局的多了去了，对引渡案犯的问题，有不少站在清政府一边。
　　结果天朝自己不争气，身处风口浪尖，还紧赶着拍了一部《杖毙沈荩》的血浆片，顿时人心尽失。
　　该片的故事背景是俄国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西线免除了后顾之忧。硬起来的沙皇又开始耍流氓，指示在东北刚撤了一半的俄军停止撤退，提出蛮横无理的“新七条”。
　　没有李鸿章，深感外交难办的慈禧在俄使的威逼下，竟有了签约求安之意。
　　沈荩作为一个活动能力堪比柴静的媒体人，买通王文韶之子，搞到了密约草稿，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扇了慈禧一个响亮的耳光。
　　然而，代价极其惨重——杖毙。
　　当时，刑部已多年没有实施这项古老的酷刑，以至于要为沈荩特制一块大木板，八个狱卒轮流捶打其四肢和背部。
　　由于技术失传过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模糊还未能死。痛苦万分的他声若游丝地哀求行刑者“速用绳绞我”，一直折腾到夜幕降临，不成人形的身体方才停止颤动。
　　沈荩生前人脉广泛，同《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莫理循关系极好。《字林西报》披露其死状后，引起中外舆论的共振，纷纷指责清政府野蛮残暴。
　　在一篇名为《真实的慈禧太后》的英文报道中，记者尖锐地写道：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在中国，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只对选民负责的西方政客开始介入《苏报》案，以防止沈荩的惨剧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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