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他叹了口气，愣愣地望向窗外。
　　理想和爱情一样，表白得越早，死得越快。
　　懂得呵护理想的人，绝不会将它大声喊出来，而是埋在一个只有自己找得到的地方。
　　但也不能埋得太深，以免将之遗忘。
　　这是一个吊诡的国度，比较擅长摧毁美好的事物。
　　所有人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嬗变，就像《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跪在父亲的坟前亲手烧掉他传给自己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然后挥别理想、告别良知，一头扎进现实的洪流，在人潮涌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死扛的，这在天朝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因为，习惯了说假话的环境，说真话有时像在说笑话。天天说笑话，就会被视为疯子，像电影《杀生》里的牛结实，引来杀身之祸。
　　恶，是一种顽固的存在，不会因你的口诛笔伐而自动退出舞台，只有在现实中日拱一卒地与之缠斗，方能窥伺其破绽，一击命中。
　　
　　第九章 改革权斗两手都硬
　　
　　赛跑倒计时
　　太平洋。
　　轮船上的吴玉章激动莫名。这个后来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党员此刻并没有忘记自己农民的身份。能争取到留学日本的机会，对他而言可谓欣喜若狂。
　　农二代吴玉章在船上结识了富二代邓孝可。
　　那个年代虽说腐朽，但还是孕育着希望。无论啥二代，都不至于太二，多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纯粹的追求。
　　吴玉章与邓孝可一见如故，相约到日本后一起去拜访梁启超。
　　结果，下船分别后，邓孝可马上跑到横滨拜在梁启超门下，而吴玉章则加入了同盟会，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按照阶级决定立场的论调，张謇算是邓孝可这拨人里的代表。
　　大生纱厂的创办和成功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文人经商此后不再惊世骇俗，反倒成为常态。
　　另一个状元陆润庠随即宣布下海；光绪帝师孙家鼐也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
　　个人声望如日中天的张謇被商部任命为“头等顾问官”，俨然商界领袖。
　　不管意见领袖还是别的领袖，心系粉丝才是王道。在这一点上，张謇堪称模范领袖。
　　他不好好做生意，却以推动立宪为己任。写了封信吹捧袁世凯，说当年在朝鲜时小看了您，现在才发现足下是和大久保利通一样伟岸的人物。
　　大久保人称“东洋俾斯麦”，是明治维新的头号政治家。虽已作古，但在日本的地位比伊藤博文还高。
　　张謇给大头戴高帽有两个目的。第一，希望他扛起体制内立宪派的大旗；第二，跟他们这帮体制外解决了小康问题、谋求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合作，共同推手立宪。
　　袁世凯接信，大喜过望——搞定了张謇，就搞定了体制外的实力派。
　　他当即回信道：“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大头言出必行。1905年7月2日，同张之洞和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衔奏请慈禧实行立宪政体。
　　不敢低估天朝无耻程度的袁世凯给足了清廷缓冲的时间：十二年。
　　要知道十二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连马列主义都送来了。而事实上朝廷的阳寿只剩下一半时间，六年。
　　一个月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90％的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在念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后，孙文一边同会员握手一边道贺：“恭喜你，已非清朝人矣！”
　　散场时，室内木板倒塌，声如裂帛，孙文开玩笑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
　　其实，站在慈禧的角度，立宪未必一无是处。
　　首先，立宪已成热点话题，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无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其次，立宪可以收获民望，缓解内忧外患，把骑墙派从革命党的家门口拉回来；最后，又不是现在立。十二年后慈禧都入土为安了，如果光绪接班，在宪法的限制下，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自己进行身后清算，挫骨扬灰。
　　这么一想，慈禧突然觉得立个宪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旨在研究各国体制的考察政治馆成立，馆员多是袁世凯幕中的日本留学生，如章宗祥、曹汝霖。
　　对立宪的态度，体制内可分为速行、缓行和反对三派。
　　速行君宪论者多为驻外使臣，如驻法公使孙宝琦、驻俄公使胡惟德，以及谋求扩权的地方督抚，如袁世凯、李经羲；缓行君宪论者成分比较复杂。有纯粹为了对抗庆袁集团的，如瞿鸿禨、铁良；有真心觉得事缓则圆的，如孙家鼐；有深知立宪乃大势所趋，终不可逆，但美国那边移民手续还没办妥，想拖一拖装睡的，如陈夔龙。
　　最二的是反对派，基本集中在都察院，如胡思敬。钱也没捞着，整天跟看门恶犬似的乱吠，不仅为群众所不齿，亦时遭权贵暗地里耻笑。
　　更搞的是，反对派为了论证没有行宪的必要，把中国硬扯成“立宪之祖国”。附会说古代“贤能、奸恶皆载之于书”是人民有言论自由，“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割草打柴之人）”是人民有议政之权。
　　幸好慈禧不傻，要眼见为实，派出四十人的出洋考察团，以五大臣领队（载泽、徐世昌、端方、戴鸿慈、绍英）。
　　镇国公载泽是慈禧的侄女婿，史称“幼而通敏，强于记忆”，被太后视为亲贵子弟中可以培育的好苗子。
　　端方（1861—1911）则是庚子后屈指可数的有头脑的满族大员。作为袁世凯的政治密友，他热心立宪，主张改革，又颇好金石书画，时人誉之为“有学有术”。
　　在湖南巡抚任上，端方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立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为了推动新式教育，还将各府县送上来的红包全数退回，命地方用这笔钱选派学生出洋深造，一时传为美谈。
　　世间恩怨，如丝如茧
　　没承想，给五大臣送行的礼炮竟是革命党的人肉炸弹。
　　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
　　上午九点过，五大臣登上了火车。载泽、徐世昌和绍英坐在前面的车厢，戴鸿慈与端方坐在后面。他们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群告别。
　　火车一声长啸，缓缓启动。
　　突然，但闻“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震得左摇又晃。随即，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颗炸弹爆炸了。
　　人群乱作一团，四处逃散。清兵匆忙赶来，登上车厢后发现除绍英伤势较重外，其余四人均无大碍。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暗杀。调查人员在车厢中部发现一具尸体，衣袋里的名片上写着“吴樾”二字。
　　由于离炸弹最近，刺客胸腹俱裂，手足皆断，当场身亡。
　　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吴樾可谓官逼民反的典型，生生被清政府从知识青年改造成了特攻队。
　　走上不归路的吴樾很快找到了组织：光复会。
　　这个组织口号响亮（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吸引了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一批杰出人才，一些会员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但整体上看，讲求身体力行根本瞧不起演说家孙文。
　　历史证明，光复会的确是一所催人成长的大学校，能把文质彬彬的蔡元培也塑造成精通暗杀的“恐怖分子”。
　　他首先想到的是投毒。弄来一只猫，喂食自己调制的氰酸。望着四脚朝天的猫，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携带不便，打算将之改为固态。
　　在改进中，又深感其实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在女校特别注重讲授化学课，因为在他看来，女人实施暗杀比男子更为隐蔽。
　　组织的洗脑让吴樾了解到排满之道有两条，暗杀与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即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对清廷作出的立宪姿态，吴樾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苟延残喘、粉饰太平罢了。
　　临行前，他与同乡陈独秀密谋于芜湖的一座小楼之上，两人为争刺杀任务扭成一团。
　　吴樾：“舍命拼死与艰难缔造，哪个更容易？”
　　陈独秀：“自是前者易，后者难。”
　　吴樾：“既如此，我为易，留难者以待君。”
　　虽说悲壮，但毕竟暗杀未遂。若真能炸死两个，便可同徐锡麟比肩齐名了。
　　吴樾之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
　　趁京师惶恐，慈禧惊惧，大头顺势而为，提出在中央设立巡警部，建设警察队伍，加强京畿治安。
　　慈禧准奏。
　　于是，以原兵部侍郎徐世昌为部长、赵秉钧为侍郎的巡警部正式对外办公。
　　袁世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克格勃”。
　　爆炸并没有动摇清廷尝试宪政的决心。
　　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李盛铎代替徐世昌与绍英，考察团分两路启程，历时八个月，走访十多国。
　　却还是对宪政说不出个所以然。
　　幸亏随员熊希龄早有预料，抵达日本时，暗中帮五大臣找好了考察报告的枪手——朝廷钦犯梁启超和新左派杨度。
　　被王闿运视为衣钵传人的杨度少年得志、聪慧绝伦，首届经济特科名列第二，考完便不顾其师劝阻，东渡日本，潜心研究各国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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