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悚惧不安，默默地退下。
　　载沣杀心已起，磨牙吮血，拟好诏书，内称袁世凯“跋扈不臣，万难姑容”，要将其革职流放。
　　不要小觑流放，在没有编好杀头的理由前，这是最给力的惩罚。
　　多少流放三千里的政治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祖国的边疆，如张荫桓、载勋。若袁世凯真被发配，赐死的朝旨指日可待。
　　因此，当载沣拿着诏书请奕劻裁断时，对方毫无悬念道：“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
　　载沣隐忍不发，趁一日军机处散值，召张之洞和另一个军机大臣世续入内。
　　又摸出那封捂热了的诏书。
　　本以为世续是满人、张之洞跟大头颇多抵牾，当无异议。
　　谁知两人以大局为重，怕袁世凯去职会引起中外震动，坚决反对。
　　事实证明，并非多虑。袁世凯被罢官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顿时炸开了锅。《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将大头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替他抱屈道：“就是这样一个官员，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
　　无奈载沣固执己见。
　　张之洞婉转苦劝，唇焦舌烂，总算帮袁世凯磨出一个“开缺回籍”的处置。
　　下来后，有人不解道：“项城（袁世凯）一世之杰，朝廷既不能用，杀掉就是了。如今使其悒悒（忧愁）而归，不怕遗患于他日吗？”
　　张之洞摆手道：“明有崇祯，勤政爱民，也算得上是一代贤君，徒以对待臣下操切，轻于杀戮，遂至亡国。今监国仁慈开明，宜引导其宽大为怀，以增国脉。倘若刚刚行政就诛戮先朝重臣，我怕他重蹈明末之覆辙。”
　　在鹿传霖等军机大臣和新军镇统一级的北洋系军官的一致反对下，载沣只好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并令那桐补授军机大臣。
　　借口虽说蹩脚，但绝对童叟无欺。
　　半年前，袁世凯五十大寿，收到寿联五百余副，寿屏一百多堂。家里高朋满座，气势辉煌。
　　反袁专家江春霖为了搜集证据，深入敌后，也来祝寿。
　　他发现奕劻送的贺仪，落款不称王而直书其名，载振更是自称“如弟”（结拜兄弟），有违王章，便以此入手，罗列了袁世凯的十二大罪状，连他远房亲戚抽鸦片都算在内，上折弹劾。
　　慈禧寻思着自己快不行了，死前还得再敲打一下，便把袁世凯唤来，出示弹章，怒批了他一通。
　　躺着也中枪，真是毫无天理。
　　出门下台阶时，惊惧不安的大头一不留神便把脚给扭了。
　　罢旨中的“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即来源于此。
　　袁世凯接旨后，面色通红，强笑道：“天恩诚厚。”
　　当时，慈禧的丧事还没办完，大头是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念及此事的他忽道：“我今天当值，怎么办？”
　　一旁的世续叹了口气，说：“我代你去。”
　　出宫后，袁世凯开始做回乡的准备。
　　亡清之局，他早已布好。留给载沣的，只剩死棋。且不说北洋系把持了多少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单看新军镇、协、标三级军官的名单，便知天下到底操诸谁手：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段芝贵、曹锟、张怀芝、唐天喜、雷震春、陆建章、张敬尧、孙传芳、田中玉、靳云鹏、王占元、孟恩远……
　　几乎尽出于小站。
　　这帮一时之选分布在“北洋六镇”（直到1911年，全国也只有十四镇），遍控天下关隘。
　　第一镇驻北京；
　　第二镇分驻山海关和直隶省永平府；
　　第三镇分驻保定和奉天省锦州府；
　　第四镇驻天津小站；
　　第五镇驻济南；
　　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虽然其中四镇已划归陆军部，但军队向来认人，段祺瑞等根本不把铁良放在眼里。
　　而另一方面，治理中国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的废除，其身份已发生了转型。
　　年轻一点的，被革命党忽悠去，走上颠覆现政权的道路；年长一些的，通过选举挤进咨议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跟清廷对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载沣，面对这样的残局，即使怨谤集于一身，也无能为力。
　　因此，东海之东的伊藤博文在会见英使时预测道：“三年之内，中国必将发生革命。”
　　太子党的逆袭
　　袁府离东华门不远，众人已在此恭候多时。
　　袁克定一见到父亲就嚷嚷起来：
　　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
　　尔朱荣是南北朝时的北魏权臣，因与皇族矛盾尖锐被北魏孝庄帝骗入宫中砍杀。
　　载沣绝无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边号泣一边劝其出国走避，搅得大头自乱阵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时任新军第一镇协统的张怀芝建言道：
　　怀芝一人护我公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结果，车至天津，张怀芝给直督杨士骧打了个电话，让他派人来接，却遭到拒绝：他奉旨回籍，怎么能到这来？要是来了，必得上报。
　　张怀芝不再多说，转身回禀袁世凯。
　　杨士骧挂了电话，其幕僚道：“虽如此，一定要前往慰问，不要让他记恨我们。”
　　遂遣其子前往。
　　袁世凯已经看透了杨士骧，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他儿子。
　　北京。
　　世续去袁府慰问，看门的说袁大人病了，不让进。硬闯之下，对方无奈告以实情。
　　他大惊道：“这才真的是大祸临头呢！”
　　赶紧用电话催袁世凯还朝，并以人格保证，没有追加严惩的后命。
　　奕劻和张之洞也派人转达了同样的意思，劝他赶紧回家，避其锋芒。
　　1909年1月6日，北风如刀。
　　袁世凯带着一大家子，伫立于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即将奉旨回乡“调养足疾”。
　　前来送行的只有孙宝琦、杨士琦、杨度和严修等区区数人。
　　倒不是什么人情冷暖。重量级的官员为了不刺激敏感的载沣，早就私下送别过了。
　　比如张之洞。
　　唇亡齿寒的两个人冰释前嫌，促膝长谈。
　　张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着袁世凯的手，慨叹道：“马上就轮到我了。”（“行将及我。”）
　　离别的车站。
　　四人里，孙宝琦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一向高调。
　　早年任驻法公使时，兴中会叛徒汤芗铭偷了孙文的公文包，拿着里面的会员名单跑去使馆告密。
　　结果，清廷的三品命官孙宝琦扭头就派人给孙文传信说“危险速逃”……
　　此外，杨士琦的农工商部侍郎、严修的学部侍郎以及杨度的四品京衔全是大头一手争取来的，三人岂能不感佩于怀？
　　大树既倒，载沣再接再厉，着手剪除袁党。
　　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阅历的载沣跟慈禧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
　　后者欲擒故纵，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除了正面打击，罢官贬职外，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政治手腕。
　　唐绍仪、赵秉钧和严修等相继去职，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接替其东三省总督一职。
　　锡良一到任，就严参袁党骨干、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的贪污案，将其革职查办。
　　不久，杨士骧病故，端方北上署理直隶总督。
　　屁股还没坐热，就因一件荒诞至极的事被革。
　　当时正逢慈禧梓宫移陵，由端方负责相关事宜。从紫禁城到清东陵的路上，新潮的端大人想给隆重的出殡大典留下些历史记录，便举起相机，一路狂闪。
　　结果，没过几天便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李鸿章长孙）给参了。
　　李国杰是个混混，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写信向端方求官。
　　端方一口答应下来，却因故未能践诺。
　　李国杰记恨多年，终于逮住这个机会，跑到隆裕那搬弄是非，说：“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隆裕见识短，心想自己刚上位，疆臣便敢如此不敬，一定要杀一儆百，树立威信。
　　于是，摄影爱好者端方因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而被开除公职。
　　载沣则继续其揽权大计。
　　早年出洋的见闻让他看到，德国皇室从幼年起就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因而国势强盛。
　　有心效法军国主义的他开始日夜思索如何集中兵权。
　　得出的答案是：国之利器，岂可予人？
　　说干就干。
　　先裁撤练兵处，再加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郡王衔，分管海军与陆军，完全无视慈禧遗折中“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的劝诫。
　　载洵把持着新成立的海军处，与其兄载沣性格迥异。以海军大臣的头衔出访欧洲时，一路颐指气使，纨绔到底。
　　当德皇的叔叔出面为载洵举办送别晚宴时，他竟以晚饭已吃饱为由，拒绝前往。急得驻德公使荫昌想辞职，最后生拉硬拽把载洵拖到了波茨坦皇宫。
　　结果，看到名流显贵济济一堂，名媛淑女竞相邀舞，载洵转怒为喜，又在觥筹交错间大醉失态。
　　美国政界普遍认为载洵不仅腐化，且对海军事务茫然无知。
　　当他出访美国时，马克西姆造船厂因施放了一组能在空中展示载洵身穿军礼服形象的焰火就赢得了订单，气得那些不懂中国逻辑的竞争对手直喷美国国骂。
　　回国后，玩兴大发的载洵在廷议上主张大举国债，建设海军，引得朝野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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