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载沣的威信甚至不如其妻瓜尔佳氏。
　　一次，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下人闲散了一整天，连各个房间的窗户都没开过。即便如此，载沣也只有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同时，他害怕应酬交际，客人待到再晚，家里也不留饭。一次，一位贝勒夫人对瓜尔佳氏说：“听说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既然不留我吃饭，能不能改日送两样给我尝尝？”
　　瓜尔佳氏苦笑之余，只好把菜送到对方家里。
　　溥仪也清楚地记得，载沣一遇大事，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原地转圈，结结巴巴地对他道：“皇上，这、这、这也得慢慢商议。”
　　在外，载沣更是优柔寡断，不敢自专。
　　一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就日俄同时陈兵在边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谁知，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
　　锡良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好吗？”
　　不久，出国考察的邮传部侍郎汪大燮自东瀛归来，上奏密陈日本的小动作，折子却被留中不发。
　　再三启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利害后，载沣默然无声，旋即取出一只怀表，道：“已经十点了。”
　　遂端茶送客……
　　一切为了倒袁
　　懦弱的载沣甚至连同样庸碌的隆裕都对付不了，被时人讥笑为“内惧福晋，外畏隆裕”。
　　隆裕当上太后，第一件事便是在紫禁城修“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而正在兴建新军的清廷财政已然吃紧，载沣却根本无力阻挠其败家之举。
　　当然，要说一点手腕都没有，也不客观。
　　镇国公载泽因贪赃被参，载沣传见时，以折示之。
　　证据确凿，载泽清楚无法隐匿，遂一一承认，静候处罚。谁知，载沣竟收起折子，淡然道：“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吧。”
　　赤裸裸的包庇，为他赢得了一个甘愿效力的奴才。
　　宣统二年（1910），举国上下力言解除党禁。载沣为了树立开明的形象，意欲解禁，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国。
　　结果，隆裕顶着凤冠，急如星火地找到载沣，阻挠道：“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
　　摄政王的权力运作只好再次搁浅。
　　每天按时临朝的载沣，都会面对养心殿的西墙凝视许久。
　　那里挂着各省官员的职名表，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全都有份。
　　君临天下者，权力首先在此体现。
　　西墙两旁，挂着一副雍正题写的对联：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对于雍正，联语表达的是一种踌躇满志和对集权的渴望；但对载沣，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讽刺。
　　权力制衡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人掌权的同时，要对权力的效果负责；而有人拥有权力，却从不负责。
　　隆裕扮演的就是后一种角色，不承担权力的责任，却有监管权力的权力。
　　因为西太后留给侄女的这份遗产，载沣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也许，退位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1911年10月16日，载沣交权归藩，神色淡定地回到府上。
　　他更衣用茶，并淡淡地对哭泣不止的瓜尔佳氏道：“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退休后的载沣自刻印章两枚，一为“闲园”，一为“天许作闲人”，并自书一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天天躲在书房看书、听曲，研究天文学。
　　比起浩瀚无垠的宇宙，地球上发生的这点破事算个屁。
　　每到夏日的夜晚，载沣就给孩子们指点天上的星座，把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哈雷彗星、五星连珠用笔画下来，夹在日记里。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当孙文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登门拜访后，载沣在日记中也只是以“孙文来晤谈，江朝宗（时任步军统领）在座”一笔带过。
　　张勋复辟时，前清的遗老遗少不断上门请安、求官，载沣无动于衷，一概挡驾。
　　以宅到死的决心，总算安然活到建国后。
　　如果说载沣身上还能找到一条明确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倒袁。
　　明确到连他两岁的次子溥杰都懂得看到袁世凯的照片就爬过去剜他眼睛。
　　舆论本来非常有利。
　　宫里的流言，有玩悲情的，说光绪临死前拉着载沣的手让他杀袁世凯；有搞悬疑的，说隆裕整理光绪遗物时，发现砚台盒里有“杀袁世凯”的御笔。
　　海外的配合也非常到位。
　　早在1907年，康有为就批示梁启超和麦孟华将反袁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并杀气腾腾道：“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
　　康南海之所以好用春秋时的典故，在于时刻提醒别人他是研究《春秋》的专家。
　　此处用典，意在指示弟子：必要时可对袁世凯实行暗杀。
　　两宫殡天，“南海牌谣言制造机”又开足马力造谣了。
　　说袁世凯趁太后病危，买通内侍，鸩杀（毒死）光绪，并密召直隶提督姜桂题率军入京自卫，谋弑新帝篡位。
　　不知情节如此荒谬的宫斗秘闻远在日本的康党是怎么编出来的，反正梁启超就据此致电各省督抚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以伸公愤”了。
　　其实，现代科学的检测表明，光绪死时，头发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一百多倍，基本可以证实死于砒霜中毒。
　　敢毒杀皇帝，除了慈禧，没有第二人。
　　让光绪死在自己之前，以免其上位翻案，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此机密之事，估计只有李莲英、小德张几个清楚，外廷根本无从得知，与大头何干？
　　康有为也知道剧情不太接地气，自撰讨袁檄文一封，把戊戌以来中国所有的坏事都算到袁世凯头上，呼吁“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dù，害虫）”，遍寄满朝文武。
　　梁启超则走内线，很早便同善耆和度支部尚书载泽建立了远程联系。
　　关键时刻，两大内线联袂吓唬载沣，说袁世凯的党羽已遍布内外，而唯一能制约其的太后也死了。他日坐大，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这帮人纯属杞人忧天。
　　诛袁对载沣而言，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几十年的吐丝结网、润物无声，大头已将朝廷内外布置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铁甲钢拳。
　　反观载沣，只掌握了君权的二分之一，离生杀予夺还很遥远。
　　因此，他不敢急于动手，反而趁改元宣统之日，加袁世凯与张之洞太子太保衔。
　　大头从慈禧殡天那天起就保持低调，成天躲在家里补写尚未完稿的回忆录《戊戌纪略》，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北京一夜，替自己辩解。
　　“谭复生夜访法华寺，袁慰庭拒当李多祚”也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一回。据历史学家杨天石多年来的考证，梁著刻意隐瞒了许多事实，而《戊戌纪略》则基本可靠，只在少数问题上有所掩饰和美化。
　　比如，袁世凯曾对谭嗣同表示“杀荣禄如杀一狗”。后来可能觉得有损形象，且易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故纪略中只字未提。
　　再比如，《纪略》里的大头，动辄高喊“人臣之大义”，搞得自己跟五道杠似的。这一点，中国读者笑笑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杀青后，袁世凯将《戊戌纪略》郑重交给幕僚张一麐保存，并嘱咐他说：“万一哪天遭遇不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公开，以正视听。”
　　君要臣病，臣不得不病
　　载泽早就料到载沣下不了手。
　　从他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军机大臣那天起，载泽即有预感。
　　当日，寒风凛冽。为了表示谦抑，载沣将会议地址选在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并商定：今后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盖印，军机大臣联署。
　　此举意在收买人心，却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令载泽等人痛心疾首。
　　当然你会问，载泽也是立宪派，为什么非扳倒袁世凯不可？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之处——政见也要为政治斗争服务。
　　除了身为太子党要夺权的“使命”之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盛宣怀曾进贡白银七十万两，并以自己在洋行的人脉，帮载泽洗钱。
　　条件只有一个：倒袁。
　　于是，作为清政府的财政部长，载泽不把心思用在理财上，一天到晚盯着外务部，终于抓到了袁世凯的小辫子：联美制日。
　　即接受美国的示好，与之结盟，将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
　　这是光绪在世时，袁世凯力推、慈禧拍板，定下的国策，因顾虑日俄的干预，一直秘密进行，不为外人所知。
　　直到载泽来挖坟。
　　连这样利国利民的外交政策都要去黑，可见此人最大的能耐是颠倒是非。
　　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向载沣汇报，并挑唆道：“日本到中国，在三日之内；美国援助中国，在二十日以外。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是与谋大臣居心不良。”
　　不懂远交近攻也就罢了，载泽还跟家庭主妇似的算起了账：“那，每年费用增加好几万，只得到一个大使的虚衔，能是上策吗？”
　　载沣心想：“还有这事？”赶紧命人调查大使和公使的区别。
　　回复说：大使可以要求同驻在国元首面谈。
　　满清皇族，向来恐洋，载沣更是患有社交恐惧症。动不动就得接见外使，他宁可提前办退休。
　　问题是唐绍仪已跟美方谈妥，大头不甘心功亏一篑，入对时仍极力主张，结果惹得载沣震怒，当场推翻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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