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方案正是王人文积极争取的——实在无法商办，至少不要给商民造成损失。
　　问题是，在盛宣怀看来，所谓的“已用之款”根本没用到正道上，就是亏空，第一种方案完全不用考虑。
　　OK，那方案二呢？各退一步，耐心说服，至少不会酿成民变。
　　可惜，盛宣怀属于那种干坏事都干得理直气壮的，他选择了一条挑战所有人底线的不归路。
　　国产价值观里最混账的一条莫过于：因为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最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盛宣怀的逻辑是：川路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租股，即农民的散碎银两，余款总额虽大，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钱。而且，经年日久，农民或许早已丢了收据，或许在层层倒卖中成了糊涂账。总之，这笔钱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政府或个别经办人员侵吞。
　　既如此，还不如纳入中央财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导下，盛宣怀和度支部酝酿出台了专门针对四川、比其他各省更为苛刻的收路方案：余款不退，全部转为国有。发给商民国家股票，将来盈利可以分红。
　　问题是，到时路权还在不在中国都不好说，即使在，通车根本就遥遥无期。事实上，川汉铁路真正全线贯通的日期是2012年7月1日……
　　路、款皆夺，盛宣怀成功荣膺四川人公敌。
　　王人文还想再争，邮传部已下令给垂直管理的成都电报局禁止再发有关铁路的邮电。
　　交涉渠道堵死，形势骤然失控。
　　1911年6月17日，赤日无光。成都各社会团体和川路公司的股东总计两千余人，云集在铁路公司举行控诉大会。
　　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公司高管、曾任度支部主事的邓孝可。
　　他摸出一份《蜀报》，大声朗诵起自己刚刚发表的文章：既收我路，便须还款。人情天理，势所必然……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嗟呼盛尚书，川人诛不尽，尔亦徒劳矣！
　　接下来上台的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罗副议长比较通俗，动情道（用四川话读更有感觉）：“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叔伯们！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
　　台下涕泗横流，哭声连连，待罗纶讲完，“打倒卖国奴盛宣怀”的呼声已响彻全场。
　　当公义与私利融汇，国仇同家恨合流，其迸发出的张力足以令任何独裁者瞠目。
　　专门领导保路运动的非法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在会场宣布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分任正、副会长。
　　在场旁听的王人文明白，人生最大的一次抉择，终于到来了。
　　云南人王人文站了出来，向大会宣布：“诸君热心爱国，吾何惜一官？誓与川人相始终！”
　　排山倒海的掌声经久不息。
　　仅仅几天时间，加入“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川民就达到十多万。各府县相继成立分会，形成了覆盖全川的网络。
　　不管运动朝哪个方向发展，王人文清楚，自己作为清廷封疆大吏的生涯都即将结束。
　　为给仕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弹劾盛宣怀。
　　亲信周善培劝道：“言而听，诚朝廷之福，四川之幸；言不听，必有谴，轻亦革职，重且不可测，望公熟虑。”
　　王人文叹了口气，愀然道：“吾以一进士，不三十年，擢居此任，朝廷待我厚矣。值此国家存亡，岂能计个人祸福，默不言耶？”
　　周善培不再多说。
　　三天后，一封苦心孤诣的弹章通过驿站送到了北京：然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臣知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怀之忠，亦必不惜损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优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应请皇上天恩，准治臣以盛宣怀同等之罪。既谢外人，使知发难者臣；又谢盛宣怀，使知纠弹者臣。
　　效果立竿见影——王人文纵民酿祸，着革职进京。
　　带着满腔遗恨，王大人恓惶北上。
　　蜀地震怒。
　　在“权奸压力虽大，匹夫志气难夺；贼臣羽翼虽丰，众人公怒难犯”的鼓呼中，保路运动掀起了小高潮。《蜀报》总编朱云石甚至提出组织民兵，暴力对抗。
　　御史欧家廉上疏严劾盛宣怀二十多条罪状，川籍、鄂籍京官纷纷跟进，一时间唾沫横飞。
　　漩涡中心的盛宣怀仍旧迷信权力，这几乎是所有商人出身的国人挥之不去的宿命。
　　他收买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绕过董事会，直接任命其为政府委派的川汉铁路宜昌段总办。
　　川路公司当即反弹，召开股东会，开除李稷，并筹划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示威运动。
　　载沣慌了，叫来盛宣怀商议。两人一致认为，乱世用重典，必须找一个作风强硬的人坐镇四川。
　　众争之地勿往
　　被后人骂作“屠户”的赵尔丰（1845-1911）其实是个悲情的爱国英雄。
　　从1903年随锡良入川，历任永宁道、建昌道，再加侍郎衔，任川滇边务大臣。
　　在所辖的“川滇特别行政区”内，赵尔丰积极垦荒、改土归流（政府收回土司大印，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正常的郡县系统），既推动了川藏边地的经济发展，又加强了政府对边区的控制。
　　1904年，在荣赫鹏的率领下英军入侵西藏，占领拉萨，同噶厦政府签订了攫取在藏特权的《拉萨条约》。
　　为遏制分裂活动，清廷加赵尔丰驻藏大臣衔。这个常年生活在高原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民族事务的老人，终于在年逾花甲之龄位列封疆。
　　亲英的十三世达赖极为恐慌，一面上奏诽谤赵尔丰，一面暗中部署兵力。
　　赵尔丰当机立断，提兵入藏，一举击溃由英国操纵的西藏伪军，迫使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
　　作为一名铁血丹心的爱国将领，赵尔丰在奏折中建议朝廷仿照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以杜绝英人之觊觎。
　　可惜，就是这样一个不计得失、勇于担当的治才却不幸生逢末世。
　　奉命督川时，赵尔丰清楚，这是要他去当救火队员。可即使如此，依旧欣喜不已——多少人想当还没资格呢。毕竟，对芸芸众官而言，省部级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为之倾倒，为之痴狂，韶华白首，至死方休。
　　当年慈禧“西狩”，瞿鸿禨和张百熙两个湖南老乡同属逃难团成员。二人于西安行在相约，将来无论谁进了军机处，都帮对方活动，谋取两江总督一职。
　　后来瞿鸿禨当上军机大臣，却始终无力帮张百熙外放两江总督。以至于在生命的尽头，张百熙仍不无遗憾道：“别说两江总督，看来连一个巡抚都当不上了。”
　　由此不难想见川督一职在赵尔丰心中的分量。
　　当然他也清楚，比起边区的秣马厉兵，已如一锅沸水的成都无疑更加危险。
　　因此，在星夜兼程往回赶的路上，他密切同已经下台的王人文通信，获取信息。其中一封写道：此事盛（宣怀）之乖谬，固不待言，所异者盈廷不乏明哲之士，竟无一言，何也？公（王人文）所陈者皆为国至计，岂仅为争路争款哉？乃不蒙见谅，阁部过矣！
　　8月5日，抵达蓉城的赵尔丰不顾舟车劳顿，直接赶往川路公司，参加正在召开的股东大会。
　　他当场承诺：“必代川人尽能尽之力，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来讨论，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
　　话音刚落，就有一比《寻枪》里的刘结巴还急躁的人冲上台，对全场高喊道：“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
　　原来是股东之一，后来的民盟创始人张澜。
　　尴尬的开场已经预示了悲剧的落幕，但赵尔丰并不灰心，也未遵照“切实弹压”的朝电，而是耐心地向北京汇报情况，劝说中央接受川民的请求。
　　怀柔的姿态却无法阻挡愤怒的雪球越滚越大。由于同盟会趁乱渗透，运动开始向有组织无纪律的纵深方向发展。
　　店铺一夜之间集体关门，各种临时搭建的席棚在街头出现，里面供奉着光绪的牌位。前来跪拜的绅民络绎不绝，怒容满面，搞得赵尔丰非常被动，只好电请中央，问在拆棚的同时能否焚毁牌位？
　　对此，经常陷入意识形态悖论的天朝又一次选择假寐，不作正面回答。
　　受此启发，写有光绪名号的木牌在成都卖断了货，标准格式是：中间一列写“德宗景皇帝（光绪庙号）”，两边写光绪生前承诺过的“庶政公诸舆论”和“铁路准归商办”。
　　川民人手一块这样的木牌，顶着满街乱走，也不喊口号，碰到熟人就交换眼色，表示一切尽在不言中。
　　赵尔丰顿感压力山大。他再次致电朝廷，说“兵警难恃”（兵警多为本地人，同情绅民），建议将“借款修路”一案交资政院讨论，以塞汹涌之民意。
　　北京的回电措辞强硬，没有任何转圜余地。赵尔丰两头不讨好，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思前想后，只有发动“联署”这一条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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