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其逻辑是：既然铁路事关国家命脉，又有如此丰厚的利益，由政府垄断经营天经地义。
　　问题是盛宣怀早已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正走载泽的门路谋求复出，暂时还轮不到他说话。
　　锡良则趁商部政策放开之机，大搞国企改革，于1907年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彻底退出。“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变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高薪聘请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
　　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召集湖广绅商计议，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上收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
　　一时间风起潮涌。
　　1907年，全国有十八家铁路公司，其中十三家是商办，以至于泥木匠作、舆马帮佣，各行各业的人都跑来入股，把洋人看傻了。
　　美、英、法、德组成的“四国银行团”利用外交和报纸极尽恫吓与要挟，煽动说清政府把路权下放给各省是致命的错误。
　　四国银行团的算盘是：通过给川汉铁路工程放贷，侵占路权。
　　1911年2月，同日本完成了媾和的俄国准备在东北设立军事观察站，新一轮的亡国危机使清政府吓破了胆。
　　四国银行团顺势施压，说中国要想获得美、英、法、德的支持，前提条件就是缔结针对川汉铁路的贷款。
　　问题是路权现在属于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彻头彻尾的民营企业，除非强抢，别无他法。
　　虽说对天朝而言，打劫民众向来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需一条堂而皇之的理由。
　　铁路国有化无疑是最好的说辞，因为当时各国政府都在推行私营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大谈“接轨”就行了。
　　而玩“国进民退”，经验丰富的盛宣怀显然是最佳人选。但使尽浑身解数东山再起的他，只捞到个邮传部侍郎的帽子，离发号施令还差一步之遥。
　　1910年，徐世昌入军机处，邮传部尚书一职由唐绍仪署理。
　　如无意外，“署理”二字很快便会拿掉，这一掌管全国电报、铁路的肥差还是抓在袁党手中，不过从左手交到了右手。
　　此时，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唐绍仪接到委任状后推三阻四，拒不赴任，连媒体都看出其用意，在报纸上刊文说这是为了让“盛侍郎有邮部尚书之望”。
　　唐绍仪的反常行为，出自袁世凯的授意。
　　几年前，大头刚当上直隶总督时，曾乘人之危，将属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抢到北洋旗下。二人由此结怨，积恨已久。
　　于是，由袁世凯幕后导演的这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大戏，外人自然表示看不懂了。
　　站在载沣的立场，想托庇于四国，就必须向四国银行团贷款筑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再往深了想，既要搞国有化，又要向列强借钱，没有比常年周旋于官商和洋人之间的盛宣怀更令人放心的人选了。
　　袁世凯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但同时也看清了另一个更严峻的现实。
　　之前，张之洞遵从民意，赎回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被舆论赞为“民族英雄”。
　　结果，当他向绅商们筹款修路时，所有人都两手一摊，表示没钱。
　　张之洞无奈，拖下去又徒增笑柄，只好向英国贷款修路。
　　谁知，已被点燃的民族情绪势不可挡，反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认为“去美来英”，原先的合约还不如不废。
　　声讨中，张之洞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把一生好名的老头儿逼得“心焦难堪”，乃至“呕血而死”。
　　可见，承担着对内收路、对外订约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已从晚清第一肥差变成一桶随时可能爆炸的硝化甘油。
　　正因如此，在袁世凯的布局中，唐绍仪必须撤离。
　　他已经看出，铁路国有政策将是清廷的亡命符。而最好的吟咒者，便是兼具能力与决心的盛宣怀。
　　打了几十年交道，袁世凯比盛宣怀他妈还了解他。
　　首先，此人迷信权力，从来不跟民间资本做坦诚的沟通，唯知以官家的身份利用、欺凌，一旦上位，必能成功搞出一个民怨沸腾的局面；其次，盛宣怀不是给李鸿章当助手，就是跟洋人搞商务，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若出现乱局，绝对摆不平；最后，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判断。在这张由官、学、商组成的牌桌上，文人有道无术，官员寡道多术，商人无道有术。
　　以无道而居要位，天下宁不乱乎？
　　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
　　盛宣怀果然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如愿以偿地当上邮传部尚书后，第一件事便是授意御史石长信上了一道奏折，颇有创意地将全国铁路分为“干路”和“支路”，干路只许官办，支路则可商办。
　　邮传部立刻呼应，上奏说：
　　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
　　作为从小到人民公园瞻仰“保路死事纪念碑”的老成都，实事求是地讲，盛宣怀并未夸大事实。
　　以沪杭甬铁路（上海、杭州、宁波）为例，清政府原拟借英资筑路，遭到江浙两省绅商的强烈抵制。
　　于是，两省各自成立公司，承担境内铁路的修建。
　　浙江铁路公司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总经理，在全省募集股金。股款中，有老人的寿衣棺材费，有寡妇的生活储蓄金。
　　结果，汤经理的亲友团集体跑来赚快钱，争相介绍筑路物资。由于缺乏监管，浙江铁路公司盲目采购、亏空严重，最后竟资不抵债。若非政府施以援手，汤寿潜多半卷款跑路。
　　川汉铁路的问题更严重。
　　筹备了八年，集款远远不够。开工无期，耗费却日多，挪借侵蚀、假公济私的腐败行为比起官场来不遑多让。
　　财务主管施典章甚至调拨公司三百五十万两资金跑到上海搞投资，中饱私囊，结果遭遇股灾，钱全部打了水漂。
　　许多川籍京官都看出这种靠民间融资修路的风险，纷纷上疏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永无成期……
　　因此，当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上谕发布时，一开始，民间的反对并不激烈。
　　将民愤瞬间点燃的是几天后朝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出让筑路权的《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两湖相继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国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紧急召开了股东大会。
　　因有巡警在场，会议一开始非常沉闷。忽然，场下一人长叹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恸哭。
　　一时间四周哭号相和，声震屋瓦，连巡警也扔了警棍，伏案而泣。
　　面对失控的场面，劝业道（商务厅厅长）周善培起身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决的，诸君当另想办法。”
　　机灵的已然会意，走出会场，带着哭丧团朝总督衙门走去。
　　四川总督，此时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将督署大门敞开，在大堂檐下摆了一张长案，神色泰然地立于案上，静候请愿团。
　　王人文素以开明著称，川绅被他凝重的表态感动了：总督职在为民，民有隐，职当代请。请而不得，去官，吾职也，亦吾所乐也。
　　奏请的电报很快传到权力顶端，王人文避而不谈“铁路国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当有万全之策，切不可操之过急。
　　载沣漠然以对，绕开新成立的皇族内阁，直接跟邮传部和度支部协商决策此事，激怒了奕劻，以至于日后局势崩坏，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拒绝为此负责，态度极其冷淡。
　　其实，度支部掺和进来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四国银行团的贷款是救命钱，载沣要拿来缓解财政枯竭的困境。
　　因此，给王人文的回电很不客气地将川绅定性为“巧借铁路筹款，专事苛虐小民”的土豪劣绅，并斥责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亏倒巨款”。
　　王人文担心刺激到绅商，将朝廷的斥电捂了一个星期，再次上奏苦劝。
　　回电却愈发严厉：
　　览奏殊为诧异，王人文着传旨严行申饬。
　　与此同时，载沣起复投闲已久的端方为督办川汉铁路大臣，具体操办收路事宜。
　　此差可谓万人艳羡——还有比政府接收大员来钱更快的职业吗？
　　端方的铁路大臣，行辕设在汉阳。乃至同城为官的湖北布政使连甲拐弯抹角地找到袁世凯，想通过他走端方的门路，谋一个“会办”的兼差，捞笔丰厚的外快。
　　纸包不住火，王人文不敢再掩盖煌煌上谕，将之前那封指责川绅“误国殃民”的朝旨公布了。
　　事实上，朝旨并没有冤枉川路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折腾得民穷财尽也没见着铁路的影子，还搞出一堆财务窟窿。
　　川绅自知理亏，集体呈请朝廷，百般辩解，并试探着问了一句：从前已收已用股款，将来如何退还？
　　为了施压，还不忘把升斗小民推到前台：
　　小民最恐本息俱无，款归无着……
　　出轨的和谐号
　　川路公司账面上还有七百万两余款，盛宣怀有两个方案可选：一、余款退给商民，已用之款转为国家股票，再慢慢退本还息；二、只退余款，已用拒不承认，把包袱扔给地方政府或那些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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