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会问，吴禄贞已有前科，再调他去打阎锡山，不是饮鸩止渴吗？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首先，吴禄贞反迹未彰，正好借此机会观察其动向；其次，第六镇离京城太近，一旦倒戈，后果非常严重，必须调离；最后，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打动其心，瓦解异图。
　　结果，吴禄贞一到山西，便单骑会晤阎锡山。二人密谋成立燕晋联军，同张绍曾的二十镇合力攻打北京。
　　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
　　洹上村。
　　清廷之亡，已无悬念。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替清政府扑灭起义；
　　二、帮革命军打垮清廷。
　　袁世凯夙怀亡清之志，助纣为虐与其立场不符。并且，革命风潮席卷海内，方兴未艾，为了一个寡恩薄情的腐败政府而同天下人为敌——那得有多强烈的自虐倾向？
　　即使肃清了全国叛乱，载沣也绝不可能坐视袁世凯尾大不掉。等待大头的，仍是卸磨杀驴的老戏。
　　第二条确实令人期待，挥师北上，尽诛满人，就像东晋时颁布“杀胡令”的冉闵，被后世誉为“再造玄黄”的民族英雄也未可知。
　　半个世纪前，平定了洪杨之乱的曾国藩威震华夏，人称“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
　　庆功宴上唱堂会，有一出关于司马懿的戏被曾国藩当场叫停。司马懿从孤儿寡母手上篡了曹魏政权，而时局恰好是慈禧垂帘，主少国疑，杯弓蛇影的曾国藩自然怕引起上面的猜忌。
　　左宗棠来信试探：“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赶紧将“似”改为“未”，原信退回；弟子彭玉麟垂询：“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当着众人的面把彭信吃进了肚子里。
　　此一时，彼一时。虽然冯国璋、张勋等北洋旧部还一副犬马恋主之情，但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同革命军并力推翻清廷，绝非痴人说梦。
　　杨度明白袁世凯的心思，却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聊起了法国大革命。
　　18世纪的法国，社会阶层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天主教神父）、第二等级佩剑贵族（政府官员）和第三等级市民。
　　国王路易十六比他那个叫嚣“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前任要开明得多，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抨击统治阶层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也被请进了凡尔赛宫演出。
　　然而，危机恰恰发生在改革的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的年代，这无疑颠覆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常识。
　　其实，改革一旦启动就不能停止，否则改掉的部分将使没改的残渣显得格外触目，难以忍受。
　　就像你过河过了一半，摸到一块大石头，欣喜地搂在怀里不动弹，那唯一的结局便是被身后也想过河的人群拍死在河床上。
　　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弹簧松弛之时，直接导火索是税收问题。
　　由于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国库严重亏空，路易十六叫来贵族，劝他们让渡一些利益，帮国家挺过难关，遭到拒绝。
　　走投无路的路易十六只好召开中断了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级会议，把三个等级召集到一起，共商国是。
　　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便路易十六愿望良好勇气十足，三个不同的阶级又怎么可能达成共识？
　　第三等级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还被告知要征收新税。代表们赖在巴黎不走，从讨论税收演变为讨论宪法。
　　不巧的是，凡尔赛宫又传出小道消息，说王室准备调集军队，血洗巴黎。一帮深受伏尔泰启蒙的市民干脆先下手为强，揭竿而起。
　　起义爆发后，路易十六一度采取妥协立场，通过《人权宣言》，推行君主立宪。
　　然而，革命就是得寸进尺，释放了的民意比《蝙蝠侠之黑暗骑士崛起》里的哥谭市民还疯狂。
　　谁的声音更响亮、主张更激进，谁就能上台执政。一时间，吉伦特派、山岳派、雅各宾派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罗伯斯庇尔掌权，清除异己，实行恐怖专政，将制度革命推演为文化革命，建立精神乌托邦，却最终身死人手，唯余一片道德理想国轰然倒塌后的废墟。
　　令人唏嘘的是，罗伯斯庇尔是启蒙运动旗手卢梭的狂热粉丝，一直致力于将偶像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当中。而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其核心思想却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杨度没有去分析从小革命到大革命，从改造社会到改造人性，革命何以最终搞得人人自危，与人心为敌。做梦都想当帝王师的他，哀叹的是卢梭死得太早，没能看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
　　袁世凯则像被说中心事一般，听得后脊发凉。
　　罗伯斯庇尔唯一的错误便是没有生在中国，否则以其杀伐决断脸厚心黑的个人素质，想必功不在秦皇汉武之下。
　　这是一个重复上演抢舞台、争主角的国度，无限循环。
　　见始皇出巡，威风凛凛，刘邦和项羽不约而同地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喟叹，其核心都是对当历史看客的不甘。
　　无论“逐鹿中原”还是“问鼎天下”，鹿和鼎都是唯一的，不容他人染指。
　　于是，分久必合的大一统思想便同个人野心孟不离焦地缠绕在一起。
　　天无二日的一元文化，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逻辑。即便以新新人类自居的同盟会，也不例外。
　　刺客蒋中正
　　上海光复后，功劳最大的光复会骨干李燮和被起义同志推为沪军都督，引起蒋介石的良师益友、同盟会一霸陈其美（1878—1916）的强烈不满。
　　跟霍元甲过从甚密的陈其美在上海经营多年，同黑帮无赖打成一片。为了都督一职，不惜派人刺杀李燮和。
　　这就有点恩将仇报了，毕竟李燮和曾率兵将陈其美从江南制造总局里救出来。
　　该局是晚清首屈一指的军工厂、李鸿章给洋务运动作出的最好诠释。陈其美为了搞到起义用的军火，找制造局总办谈判，希望策反对方。
　　问题是你让旱涝保收、工资条能吓死草民的国企老总去当官他都未必乐意，还指望他毁家纾难，跟你造反？
　　果然，陈其美直接被关了起来。
　　等光复会打下制造局，好不容易找到陈时，发现其形象颇为狼狈：手足戴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地靠着墙壁，一动不动。再一看，原来辫子从墙上新凿的小孔拉出房外，系着梁上悬挂的一个铁钩，故而纹丝不动……
　　重获自由的陈其美又恢复了“四捷”（人称其“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的威风，见暗杀未遂，干脆派自己的黑道兄弟拿着手榴弹去威胁李燮和。
　　光复会在江南经营多年，李燮和根本不怕当铺伙计出身的陈其美，只因顾全大局，不想跟黑帮火拼，选择了低调闪人。
　　当上沪督的陈其美并不满足，正好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去南京临时政府赴任交通总长，便又打起了浙督的主意。
　　然而，舆论一边倒地拥护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878—1912），认为“非陶公继任，全局将解体矣！”“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被梁启超誉为“当世墨子”的陶成章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国事，四过家门不入，两番谋刺慈禧，可谓光复会的灵魂。
　　多年来，经陶成章之手的革命经费数以万计，他自己却衣衫褴褛、粗茶淡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烟花巷陌的常客陈其美，由于三天两头往娱乐场所钻，舆论攻击不断，被上海人称作“杨梅都督”。
　　其实早在日本时，陶成章就曾当着孙文的面苦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遭到后者记恨。
　　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后，陶成章发现，在孙文的领导下，同盟会的管理和财务极其混乱。
　　一次，孙文托日本友人订购了两千支快抢，供起义同志使用，结果被章太炎探知是早已淘汰的劣枪。
　　还有一次，大难不死的起义同志逃回新加坡，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苦工）。众人同孙文商量，设法接济，不料孙却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
　　最夸张的是坐视为革命宣传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风雨飘摇，几近断炊，却始终不肯施以援手，任其自生自灭。
　　主编章太炎饿得眼冒金星，连催孙文给钱，且只需三千银元便能解燃眉之急，却被告知没有。
　　最后《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险些罚做苦役。
　　为此，陶成章同章太炎多次发动“倒孙”，要将其赶下台，另选贤能；孙文则四处诬蔑二人为清廷的侦探。
　　由于内部纷争不断，孙文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胡汉民、宋教仁等相继单飞，回国成立支部。若非黄兴极力维护，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析。
　　陶成章心灰意懒，在东京重组光复会，分庭抗礼。
　　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已同陶成章冰炭不容，向蒋介石等人吐露心事道：今武昌为首义之区，而江浙为光复会势力所在，若先于我等举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故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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