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李燮和以协助光复为名，由鄂来沪，其人为陶成章之亲信，居心可知。诸同志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就差直接说：“有能手刃此二贼者乎？”
　　1912年1月14日凌晨，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枪杀了陶成章。
　　时论普遍认为，刺陶是孙文默许甚至直接指示的。
　　1943年，这桩公案尘埃落定三十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孙文）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尝不是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从未提及此事也。
　　史学家杨天石点评道：“蒋介石始终认为刺陶是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非孙文，二人也未曾谈及此事，但他估计，孙之所以长期信任、重视自己，和此事密切相关。”
　　同一时间，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也在其治下捕杀光复会成员——以革命主角自居的同盟会，用最直接的方法帮光复会实现了“功成身退”的入会誓言。
　　崇尚实践不爱标榜、始终未设宣传机关的光复会，在贡献了吴樾、秋瑾、徐锡麟等烈士，光复了江南后，便已成为历史名词。
　　失去平台的章太炎与李燮和性命堪忧，逐渐倒向袁世凯。
　　而作为退休返聘人员，袁世凯才不相信什么“成功不必在我”的鬼话，“非袁莫属”的舆论和中外仰仗的人望让他愈发坚信中国需要宪政。但，必须在自己手上实现。
　　
　　第十二章 顶层亡清，共和的尝试与反动
　　
　　龙骧虎步
　　宿命的铰链轰然作响。
　　何人没有梦想？当热血沸腾时，梦想便铸成了信念。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和平生活却往往平庸而繁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志之士无不怀抱平治天下的宏图，但在数不清的荣耀与失败的洗练下，在只问目标不计手段的自我安慰中，努力到忘却初衷的人史不绝载……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铸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
　　然而，有梦想不是错，强迫别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牺牲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
　　终于，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这就好比陈独秀同胡适的区别。前者认为只有跟着我陈独秀争自由，中国才会实现自由；而后者挂怀的是，只有当每个人都争取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终胡适一生，对那些鼓吹“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自由”的领袖，都时刻保持着警惕。
　　因为他明白，革命家有两种，一种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革命成果；还有一种则纯粹得多：革命因我而成功。
　　目的能否漂白手段？如果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又看得清谁呢？
　　面对清政府和黎元洪的湖北集团、同盟会的东南集团，袁世凯选择听从杨度的建议：养寇自重，拖垮清廷。
　　唯其如此，方能集权力于一身；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中国四分五裂，杜绝列强瓜分的野心。
　　而当务之急是对付燕晋联军，解朝廷之围。不然，等吴禄贞打下北京，自己就彻底退休了。
　　第六镇被段祺瑞打造得铁板一块，吴禄贞统制未久，根本压不住。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一个管带（营长），在石家庄火车站刺杀了吴。
　　燕晋联军旋即解散。
　　行将崩溃的清廷别无选择，答应了“袁六条”，颁布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政寡术”。同时，解散皇族内阁，并通过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即来京组阁。
　　在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中，严复不无遗憾地道：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条，将产生怎样的效果！历史往往重演，这和法国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一切都太迟了！
　　严复显然在体制内待傻了，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既得利益团体是世间最顽固的存在，即使见到棺材也不会落泪。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所淹没，那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异常热烈。
　　上至巡抚，下到州县，豫官们集体挂着标准而殷勤的笑脸，亦步亦趋地随袁大总理踱上月台。
　　鞭炮声、锣鼓声，嘈杂而喜庆，统摄一切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身穿仙鹤补服，环顾四周，颔首致意。
　　沐浴着阳光，鲜红的顶子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与此同时，武汉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蔡廷干。
　　留美幼童蔡廷干早年被美国同学戏称为“火爆唐人”，甲午海战时是鱼雷艇“福龙”的管带，惊鸿一瞥。
　　战后，被清政府革职，在唐绍仪引荐下入袁世凯幕，以娴熟的英语和开阔的视野，日见重用。
　　此番，蔡廷干带着袁世凯的密信，低调过江，同武昌党人接触，明则劝其罢兵，暗则探其底线。
　　之所以派蔡廷干，盖因其在北洋海军时曾当过黎元洪的上司。当然，廷干也不辱使命，替袁世凯演了场欲擒故纵的好戏。
　　他指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弱化中央权威是在帮西方列强的忙。并提醒众人，自己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深悉其社会生活中所蔓延的腐败。
　　蔡廷干主张君主立宪，皇帝不掌权，总理负责任，既稳定又廉洁。
　　但站在黎元洪的立场，反旗既举，必须看着清帝逊位，否则武昌上下都有被秋后算账的可能。
　　因此，他诱之以利道：“予为项城计，即今反旗北征，若大功告成，总统当推首选。”
　　宋教仁也帮腔道：“驱逐胡虏，方不愧为汉族男儿。果如此，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举为总统，较之现下内阁总理，实有天渊之别。”
　　黄兴更是托蔡廷干带信给袁世凯，吹捧说：“以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之事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
　　大头见信，了然于心，但还是要把戏做足，演给清廷看。因此，给武昌开出的议和条件仍是君主立宪。
　　黎元洪愤然而起，当着军政府众人的面，向来使痛斥袁世凯自抬威权，欲收渔人之利的居心，并大义凛然道：“推翻清朝，乃是底线。否则无和可谈，只有约期大战！”
　　袁世凯突然觉得黎元洪是一个神交已久的好戏友。他加紧部署冯国璋攻打汉口，自己则带着亲兵卫队赶赴北京。
　　临走前，在给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密电中吐露了真情：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
　　抵京不过三天，袁世凯就组好了新内阁，各部大臣均为亲信：赵秉钧（民政部）、王士珍（陆军部）、胡惟德（外务部）、唐绍仪（邮传部）、杨度（学部）、严修（度支部）……
　　载沣孤立无援，也日渐看破红尘，索性退位归藩。袁世凯则把武汉战事放到一边，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停止入对奏事，除遇特殊情况，内阁总理不必每日入宫；其次，各衙门奏事，均呈内阁核办。实在需要上奏的，由内阁代递；最后，让隆裕申明“家法”：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三条一出，神州大地首次真正实现了“虚君立宪”。
　　革命万岁
　　刑部大牢的门缓缓打开。
　　按袁世凯的要求，一批政治犯被释放，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发无数女粉丝尖叫的汪精卫。
　　很快，梁士诒便奉袁世凯之命带着十万元前来结交，汪精卫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千元。
　　作为同盟会的首席笔杆子，汪精卫年方二十八便已名满天下，前途无可限量。正在寻求同南方议和的袁世凯将其迎入府中，待为上宾，并让袁克定与之结为兄弟。
　　对思想开明的袁世凯，汪精卫一见倾心，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
　　他派人到武汉传话，说大头并非忠于清室，不如南北联合，逼清帝退位，再选袁世凯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汉阳。
　　冯国璋将大炮搬上龟山，居高临下，对准武昌一顿乱轰。
　　北洋军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三下五除二便掀了都督府的房顶。黎元洪又坐不住了，吩咐手下收拾行装，准备开溜。
　　革命意志最为坚定的张振武闻讯赶来，咆哮道：“大敌当前，身为都督当作表率，岂能临阵脱逃！”
　　黎元洪哼哼唧唧，非常尴尬。
　　张振武唤人“保护”好大都督，然后匆匆离去，布置防卫。
　　架不住炮弹接二连三地落，黎元洪还是仓皇出逃。武昌大乱，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幸亏袁世凯一天七个电话制止冯国璋，乃至将其调回北京当禁卫军统领（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将段祺瑞派往前线。
　　听说袁世凯要讲和时，黎元洪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在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指示下拿着和约出现在武昌时，方才大呼“天佑我也”。
　　朱尔典是袁世凯的救命恩人。第一季里，他饰演英国驻朝鲜领事，曾提供兵舰，帮男主角摆脱日军的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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