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胖子一点都不高兴。
　　临时政府上上下下几乎全是同盟会的人，各部总长里没有一个来自武昌集团。首义功臣孙武特意去南京跑官，心想捞个次长应该问题不大，结果空手而归。
　　在任人唯亲上，即使是归国华侨，也不能免俗。
　　黎胖子打定主意“联袁拒孙”，以“北伐”为借口，把湖北军队扩充至八镇，孜孜不倦地培植个人势力。
　　最生气的还是袁世凯。
　　深感上当的他暂停了逼宫的步伐，迫使唐绍仪辞职，自揽谈判大权，并在发给伍廷芳的电报中责问道：国体问题既由临时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方党人，其实不堪一击。
　　一次，安徽来人向南京请饷，孙文大手一挥批了二十万元。可待秘书长胡汉民拿着批条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金库里仅有十块现洋。
　　实业总长张謇向孙文汇报工作，这是两人第一次面谈。在当天的日记里，张謇对孙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漫无边际）。
　　家徒四壁的临时政府打起了刚脱离清廷魔爪转为民营的招商局的主意。在黄兴的指示下，陈其美准备武力接管招商局，将其抵押给垂涎已久的日本，换取一千万两白银的借款。
　　后因舆论沸沸扬扬而作罢，改为招商局“报效”临时政府五十万两。
　　孙文的日本友人贼心不死，又伸出挂满支票的橄榄枝，想同中方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首家钢铁联合企业）。而具体经办此事的，竟是恶名远扬的盛宣怀。
　　当然你会问，上赶着崽卖爷田到底要闹哪样？
　　反袁。
　　从走下轮船的那一刻起，孙文就没相信过袁世凯，一心想直捣北京。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他称：“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
　　而之所以专找日本人借，则源于一段若隐若现的秘史。
　　明白自己，比搞懂别人重要
　　许多人认为甲午之后日本就对中国持轻视态度，其实不然。由于明治维新没有斩断日本的文化传统，稍有知识的都读过孔孟，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更是一生俯首拜阳明。因此，当康有为的一个外侄流亡到日本乡间时，仍然受到欢迎和尊重。
　　虽然中国输了甲午战争，但从全局来看，日本还是弱小的，深具危机意识。
　　民间的情感和恐惧投射到政界，使得“如何防止中国报复”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
　　大隈重信在当上首相前，即安排心腹犬养毅派遣浪人到中国调查秘密会党，物色反清力量。其中，一个叫宫崎寅藏的义士发现了孙文，立刻成为其追随者。
　　通过宫崎，孙文搭上了不少日本朝野的大佬，但对这些所谓的“友谊”，犬养毅在给一个浪人的信中吐露了实情：彼等（孙文等人）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仍愿吾兄将之握住，以备他日之用。
　　其实，只要看看同孙文关系密切的极右分子头山满都培养了些什么弟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就清楚日本的动机了。
　　而要想推翻庞大的清廷，势单力薄的孙文似乎也只有以毒攻毒一条路可走。
　　临时政府成立后，头山满跑到南京劝孙文放弃议和，发动北伐（因袁世凯始终提防日本，由他统一中国明显于日不利）。后者则提出，如加大援助，可将东北租让给日本。
　　张謇对日本的渗透极为不满，挂冠而去，并苦劝孙文：举凡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万不可。其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始终不能得志，盖因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
　　看来只要去过朝鲜的都清楚日本的真实嘴脸。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也发来电报，表示愤慨：
　　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惜汉冶萍公司。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清朝遗孽亦当笑人矣！
　　看来打过甲午海战的也清楚。
　　加之北方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南方党人唯恐把袁世凯逼急了变身为曾国藩，相继转向。
　　孙文愈发孤立。
　　在汪精卫、胡汉民乃至黄兴的轮番苦劝下，孙文不得不审时度势，发电给伍廷芳：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并以英文发表到《字林西报》上，公告国际。
　　汪精卫立刻电告袁克定：“项城雄视天下，众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得到公开与私下的保证后，袁世凯再次开启了逼宫模式。
　　在他授意下，驻荷兰公使陆徵祥（1871—1949）联合多个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避位。同时，以内阁名义趁热打铁，上奏道：读法兰西革命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讲路易子孙被杀得片甲不留颇具针对性，隆裕肝胆俱裂。
　　正得意间，意外发生了。
　　这天，早朝散后，袁世凯出东华门，坐马车来到王府井大街。
　　突然，三颗炸弹从道旁茶叶店的楼上扔下，两匹大马登时肠穿肚烂。袁世凯从翻倒的马车中爬出，在亲兵的掩护下逃离。
　　这场由京津同盟会（汪精卫出狱后在天津成立的同盟会分会）策划的刺杀并未得到南京的授权（汪还曾电阻）。因此，当袁世凯全城搜捕抓获凶手后，汪精卫的电报随之而到：议和期间，北方同志的一切行动均已停止。此事当为匪类所为，请依法办理。
　　其实，“匪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在此之前，皇族亲贵整天对大头指指点点，说他是王莽、曹操。而炸弹一响，非议自然全成了“无耻谰言”。
　　袁世凯就坡下驴请了病假，把梁士诒、赵秉钧和胡惟德推到前台去磨。
　　内阁会议。
　　见已不是大臣但还属于王公的载沣和奕劻也出席了会议，恭亲王溥伟顿觉国事尚有可为。
　　宗社党创始人溥伟是奕訢的长孙，经常教育周围人：“有我溥伟在，大清国就不会亡。”
　　不要觉得狂，人毕竟曾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
　　慈禧临终前，病榻之侧的载沣叩头请辞监国之位。老太婆情急之下道：“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
　　闻听此言，溥伟按捺着内心的狂喜，静待任命。
　　然而，等张之洞拟写的懿旨颁布时，溥伟才傻了眼：有摄政王监国之命，却无自己只言片语。
　　权力的赛场上，失去了一次机会等于失去终生。怒火冲天的溥伟叱问张之洞，为何没有皇太后要他助政之语。
　　张之洞不软不硬地回敬道：
　　摄政王以下，吾等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行写入懿旨？
　　败下阵来的溥伟只好在禁烟大臣的闲差上打发时光，却于清廷垂亡之际再次找准了自己的定位——顽固派领袖。
　　彩色的画面幻化成一团火红，镜头拉远，原来是一个太监拿着铜火钳在拨弄炉里的炭火。远处一座神龛前摆放着一尊三足加盖的铜香炉，上面的镂空处正向外冒着氤氲的烟。
　　群臣列坐一个钟头了，唯彼此闲谈，无一人提及国事。
　　溥伟忍无可忍，蓦地诘问赵秉钧道：“总理大臣（袁世凯）邀我等会议，究竟议论何事，请宣布出来。”
　　赵秉钧：“革党势大，各省响应，北军不足为恃。袁总理想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他们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溥伟：“朝廷以慰庭为钦差大臣，复任命为总理大臣者，是以为他能讨平贼乱。今设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不足恃而天津足恃吗？且汉阳已经收复，正应乘胜痛剿，却罢战议和，这是什么道理？”
　　梁士诒接过话茬儿：“汉阳虽胜，奈何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立危急已甚。设政府于天津，是怕惊扰了皇上。”
　　溥伟不依不饶：“从前洪杨之乱，用兵二十年，也没有议和与别设政府之举。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倘遇贼即和，人人都可做到，朝廷又何必召用袁慰庭呢？”
　　二人一时语塞。胡惟德掌管外务部，岔开话题道：“此次之战，列邦皆不乐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受外人责难。”
　　溥伟铁了心斗争到底：“对内平乱，乃中国主权，外国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也没有胁迫人君俯从乱党的道理。公既然如此说，请指出是哪国人，伟愿意当面问问他。”
　　见吵得不可开交，奕劻又开始和稀泥：“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难以决断，当请旨办理。”
　　说完就站起来走了。
　　众人窃窃私语，也陆续离开。气得溥伟在回忆录大发感慨：“呜呼！群臣再无一人开口支持我的，真是令人痛心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夕阳西下，乾清门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金色之中。一缕光线穿过养心殿的窗纸，投射到光亮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照出空气中的无数微尘。
　　这是清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除了奕劻，所有宗室近支全部到场。
　　对着自家人，隆裕也不说外话了：“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全都答君主好。看来是唯一得分的标准答案。
　　隆裕叹了口气：“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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