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议一出，湖北大哗，见识过黄兴统率力的革命军人集体不服。
　　黄兴也不愿意，因为听说孙文已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可不想自己当着大元帅，却眼睁睁看好友回来当“海待”，最后搞得同盟会内部分裂。
　　大仁不仁
　　随着最后一缕残照洒向人间，冬日的太阳落山了，大清帝国的京师显现出末日前的余晖。
　　霜风刮过，把御道上的黄土掀起，使昏暗的天空平添了一层浑浊，仿佛清国的前途一般，黯淡无光。
　　宫殿里的大钟被吹得左右晃动，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城墙上高高竖起的龙旗，在遮天蔽日的黄尘中猎猎作响。
　　隆裕总算开始面对现实，因为财政彻底崩溃了，连代表大清国脸面的驻外使馆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万般无奈下，她低声下气地向几个还没脱离统治的省诉苦：“求各省分筹接济，稍解眉急。”
　　或因自顾不暇，或因另怀他图，对北京的求援，应者寥寥，甚至直接硬顶。
　　形势逐渐明朗，南北军力相当，北不能平定南，南无法歼灭北。要么划江而治，要么南北战争，但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都将把中国推到被拆分的边缘。
　　其实，南军的宗旨不外乎排满和建立共和政府（即国家权力为公民所共有），同北军并不冲突，只要不排斥袁世凯，很容易达成共识。
　　因此，汪精卫再三鼓励大头当中国的华盛顿，并盛赞他“一言足以安天下”。
　　藤枯瓜落，此其时也。
　　不过，想让议和从幕后走向公开，阻力仍然巨大。以良弼为首的满清遗老大本营“宗社党”成天派人到袁府门口晃悠，时不时把怀里的手枪露出一角，对上朝的袁世凯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为免夜长梦多，袁世凯直接去劝隆裕：“不妨跟革命党谈一谈，如能和平解决，也免于生灵涂炭。”
　　孤儿寡母，内外交困，还有别的选择吗？
　　获得授权的袁世凯同南方约定，在上海举行正式谈判。
　　南方代表是在陈其美跪求之下出山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
　　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伍廷芳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第一个挂牌营业的律师，历任外务部侍郎、驻西班牙及美国公使，回国后闲居沪上。
　　专业而精明的伍廷芳让列强爱恨交加。《纽约时报》称他为“我们那位贤明风趣的老朋友”，朱尔典则直呼其“饶舌的老家伙”。
　　留美学生顾维钧曾多次去听伍廷芳的演讲，印象深刻：他每次出来，都穿着华丽的中式长袍，罩一件同样华丽的坎肩。头戴瓜皮小帽，上缀一颗大宝石，仪表堂堂，令人过目难忘。
　　伍廷芳的美国朋友都清楚他是个革命派，只因藏得太深，很少显山露水。直到武昌事起，方才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共和。
　　搬出闲居沪上不问世事的伍廷芳是陈其美的得意手笔，凭借这张王牌，尚被围困的武昌也不好再争和谈地点。
　　北方代表则是出镜率很高的唐绍仪。
　　七年的青春期都在美国度过，唐绍仪的心里早就埋下了美式民主的种子，只待气候适宜，便即开花结果。
　　于是，清廷悲哀地发现自己竟如此不得人心。
　　伍廷芳和唐绍仪是老相识，又都呼吸过欧风美雨，心照不宣。故而白天一本正经地坐在那说些给媒体看的废话，一到晚上就凑到一起忆当年，诉衷肠。
　　唐绍仪拉着伍廷芳的手，动情道：“我的共和思想，尚早于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搞到最后连法国领事都看出问题了，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写道：唐绍仪是否事先就被对方争取过去了，或者说他的行动完全听命于早已安排妥当的计划？不管怎样，从第一次接触起，他便显得受周围气氛的强烈感染，仿佛已认定帝国事业毫无希望。
　　当然，一切都在袁世凯的布局之中。
　　跟大头走得很近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世凯清楚唐绍仪的共和思想，也准许他这样讲。”
　　其实很好理解。袁世凯的策略是以“君主立宪”同南方讨价还价，再拿南方的“民主共和”倒逼朝廷，自己则渔翁得利（大总统）。
　　因此，唐绍仪的政治倾向和那副老好人的面孔决定了他成为坐在谈判桌前的不二人选。
　　但他的表现搞得革命党人都不好意思了，北京也开始有御史弹劾其“通匪卖国”。
　　成竹在胸的袁世凯根本不理会，他还有一条秘密的议和渠道，存在于段祺瑞和黄兴之间。
　　两人派出的代表展开地下谈判，确定了五条实质性的密约：一、确定共和政体；
　　二、优待清室；
　　三、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将士，均不对战争负责；
　　五、恢复各地秩序。
　　段祺瑞拿到签好字的合约，立刻让靳云鹏（后同徐树铮、傅良佐与吴光新合称段的“四大金刚”）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汇报。
　　袁世凯只对第三条“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存疑，想改为“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后经张謇牵线，唐绍仪密晤黄兴，得到后者信誓旦旦的保证，便不再怀疑，同徐世昌合计了一下，着手筹备逼宫事宜。
　　先让人到处煽风点火，大谈南军之盛，制造恐慌情绪，再亲自跑去恫吓奕劻，说谈不拢就跟他们打，但要是打输了，“优待清室”那条肯定会被推翻。
　　奕劻转身就去吓隆裕。
　　与此同时，唐绍仪电请朝廷召开临时国会，由全民来公投国体。
　　泪眼婆娑的隆裕急召袁世凯，道：“你看该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怎样，我断不怨你。皇上长大了有我在，亦不怨你。”
　　袁世凯：“战须有饷，而国库已空，没有把握。今唐绍仪请开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此事关系重大，请召见近支王公商议。”
　　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一个不速之客踏上了中国的领土。
　　“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文正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华人餐馆当waiter。
　　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时，当即决定访问英法，并向友人解释说：“目前革命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不好意思直说‘金援’）。”
　　因此，直到辛亥年的圣诞节，西服笔挺的孙文才出现在上海的码头。
　　欢迎的人群中，一个记者高声询问走下舷梯的孙文是否带回一笔支援革命的巨款，得到的回答却是典型的孙氏幽默：“予一文不名，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
　　精神的力量还是可观的。报纸上隔三岔五有冒充孙文之侄劫掠财物的新闻，还有人假托孙文授权夺取都督之位，以至于同盟会骨干马君武（广西大学创始人）感慨道：“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正如《纽约时报》在武昌事起后第一时间预测的那样（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孙文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备受鼓舞的南方同志为尽快获得外交承认，决定生米煮成熟饭，成立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重归南方阵营的汪精卫极力反对，认为此举会激怒袁世凯；宋教仁则有保留地支持，即孙文可以当大总统，但政体必须是内阁制而非总统制。
　　所谓内阁制，即由国民选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对国会负责。总统则类似于英国国王，虚位而已。
　　总统制即美式民主，行政权操诸总统之手，向国会负责。
　　革命易，建设难。孙文认为，中国要想达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共计九年——而这，恰恰是慈禧宣布的预备立宪的时间。
　　站在他的立场，头绪纷繁的过渡期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否则制度建设就是一纸空谈。因此，孙文同袁世凯不谋而合地认为，只有作为美式民主的总统制，元首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是在宪法和国会的制约之下。
　　但湖南人的执着不容小觑，何况宋教仁常年研究政治学，阅读的文献加起来能把同盟会所有人都火化了。
　　但由于他对内阁制反常的狂热，南方同志一致认为宋教仁是想自己当内阁总理。再一看其年龄和资历，纷纷摇头，集体通过了总统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下关车站。
　　礼炮齐鸣，欢声震天，身穿土黄色呢制军大衣的孙文神采奕奕地走下列车，向人群挥手致意。
　　在军乐的伴奏下，孙文乘坐专车抵达总统府（原两江总督署），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典礼安排在晚上十点。黄兴左立，徐绍桢右立，各部科长以上官员一律身着西服，排列两阶。
　　四十六岁的孙文高声宣誓：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帝制与民治的分水岭，凝聚在这篇不到一百字的誓词中。然而，现场欢呼的人群并不清楚，走向共和的路崎岖而漫长，再给一百年，恐怕都不够。
　　两天后，各省代表投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徐绍桢为南京卫戍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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