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由无法像平等那样给予革命者物质的奖励（打土豪、分田地），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便成为一个危险的趋势——甚至可能为了平等，选择同专制结盟，牺牲自由。
　　因此，东欧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中写道：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集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集权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之所以没能被坚持到底，盖因“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只是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故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后，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
　　最后得出一条结论：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过渡时代的袁世凯，身处最原始的角斗场（群雄割据），面临最深沉的灾难（内忧外患），却要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治结构（民主共和）。
　　何其艰巨。
　　亡清的理想业已实现，站在云端的感觉却唯有空虚与孤寂。
　　他终于明白，清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阳光仍未洒向大地。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而在学海中游了一圈后，袁世凯悲哀地发现，问题更复杂了。
　　许多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需要一些起码的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这一切，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
　　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当公开招标这一政府采购形式出现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门一把手，拿单的胜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当招标产生后，你不弄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逐一拜访，都不敢去竞标。
　　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腐败的面积也扩大了，“立法愈峻，索贿愈频”成了一道永远绕不出去的怪圈。
　　而当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时，便会寻求彻底解决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临。
　　对袁世凯来说，两难的选择在于：不终结各自为政的乱局，制度建设便无法落实，民主共和就难以兑现；而欲使从上到下令行禁止、运作有序，震住贪官、军阀和潜滋暗长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授人以“独裁”的话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有些日子没见徐世昌了，听说他和一帮前清遗老跑去青岛当起了寓公。
　　传闻说他食君之禄不忘君恩，故拒绝当民国的官。
　　纯属扯淡。
　　袁世凯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带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鲜明特征——好名。因此，绝不会公然弃清投袁，给舆论留下口实，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过场，迂回一下。
　　但当袁世凯派人去请时，却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张字条，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
　　意即一匹好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累死了。
　　徐世昌借此提醒袁世凯：中外拥戴只是表象，民国大总统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转型的千沟万壑中，在这盘前无古人的新棋里，即使再高强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彻那样下到吐血而亡。
　　形势比人强。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变不了的形势，那么身败名裂的悲剧完全可以逆料。
　　徐世昌的看法是，自从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与大我。
　　自由主义者追求小我的权利保障，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是“没有大我，何来小我”，个体的存在有赖于群体的稳定。
　　前者要启蒙，后者要救亡。
　　即便在和平年代，二者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遑论那个真的有境外势力的时代。
　　徐世昌料想民主政治再过一百年都未必能实现，十年内就更不用奢望。勉强仿行，君权下移，其结果只能是官员分了民主的好处，文人过了民主的嘴瘾，平民仍受专制的剥削。
　　久而久之，民国给国民的观感反倒不如大清。
　　1918年，思想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观察了民国七年后，失望到连六十大寿都懒得过，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梁济在前清官职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遗老。他本人思想开明，并不敌视共和。之所以要跳湖，确实是对现实绝望了。
　　在《伏卵集》中，梁济记载了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见闻。比如每逢召开国会，各党工作人员就会到前门火车站树起招牌，拉扯刚下车的议员去本党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
　　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甲党的招待所，得到红包后承诺投该党的票；又住乙党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处，最后却投了自己的票……
　　七十年后，生命的尽头，梁漱溟依然记得父亲死前留给自己的那个沉重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时任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没察觉出任何异样：“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能好就好啊！”
　　说完便离开了家。
　　康有为替张勋起草的复辟通电虽说反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乱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溯自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纪纲颓坠，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视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已压抑良善为自治，以推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最后得出结论：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
　　佐证还有李宗仁的回忆。他说自己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觉朝野上下朝气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却朝气全失，唯见满目漆黑，一片混乱。
　　其实，之所以酿出这么一个上下争利的蛮荒世界，盖因错把自私当自由，混淆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知前者有权利观念也有责任意识，而后者则只追求利益与享乐。
　　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各逞其能地扩大自己权利的边界，无视他人的权益，严复方才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告诉国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徐世昌的悲观并非无源之水。
　　早在两千年前，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分析过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即法令越颁越多，罪案却不减反增；打击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战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风气彻底败坏，人心极度糜烂，欲从根子上解决，必须“正人心”。
　　问题是人心已经正了两千年，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变化。“杨朱之学”（利己主义）还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义的面具，戴着登堂入室。
　　比政府腐败更严重的是社会的溃败。当共识破裂，所有人都对国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时，腐败便成了见怪不惊的常态。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从而不愿为共和做牺牲，反倒容易被权力所网罗，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去当专制的帮凶。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来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积习和俯拾皆是的腐败导致共和制度的设计难以开花，不易结果。
　　在舆论“中华民国已变成中华官国”的讥讽声中，杨度主动求见。
　　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数百人的专制。县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们在国内行动，不过是从一个专制区到另一个专制区，而权利保障什么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无法调动，还谈什么建设农村、发展教育？
　　杨度提醒袁世凯注意，作为民主摇篮的古希腊，雅典的法庭民主到连法官都没有。遇有案件，根据大小，从六千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平时抽签选取）里调五名以上的陪审员审理。
　　一切都是随机的，能有效预防贿赂，确保公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制度，把不容于世的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正确解释了月食现象）、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等最优秀的人才赶出雅典，还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雅典民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陶片放逐法”。它规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无需任何罪行，得票超过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一次，指挥过马拉松战役，为抗击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阿里斯泰德被公民大会宣布放逐。投票前，一个文盲把陶片递给正好坐在旁边的阿里斯泰德，请他代刻“阿里斯泰德”。
　　阿里觉得很奇怪：“你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
　　文盲的逻辑是：“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干脆放逐算了。”
　　最终幻想
　　杨度向袁世凯挑明：抽刀断水的唯一办法是实行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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