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在梁启超笔下，民初的议会幼稚到让人心碎：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销此半日之光阴，相率鸟兽散而已。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更具体。“一省六都督（陕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乱局刚结束，各省又肆无忌惮地截留税收，断了中央的财源，使得北京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强烈的个人意志不允许袁世凯后退半步。他一向坚信政治家和文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敢于自污，甘愿为政治理想放弃原则、隐忍求全。
　　于是，他一边感慨“我这个大总统当的还不如一个总督”，一边打定主意：与其扛着民主的大纛（dào，旗帜）实则官主，不如亲自操刀，制定实实在在的规则，确保国家机器运作稳定。
　　从管家到当家，从顶层亡清到顶层设计，深感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袁世凯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抬望眼，振作精神，目光投向潼关以西那片还挂着龙旗的大清遗民乐土。
　　镜头闪回到四个月前。
　　陕西的光复跟武昌一样，都是新军一觉醒来顿悟了，匆忙成事。
　　先是西安将军文瑞在听说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当即要求护理陕西巡抚（平级代理称“署理”，由低一级的布政使暂代则称“护理”）钱能训抓捕新军中的革命党。
　　钱能训担心急则生变，计划先将新军打散了往边区调，再按图索骥，各个击破。被同盟会陕西分会渗透得最理想的第二标瞬间站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
　　不起义，迟早也是死；起义，有枪无弹。
　　一帮革命士兵找到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一营管带张凤翙——这是军中能找到的最高级别的革命党了。
　　张凤翙正在营房睡觉，突然稀里哗啦涌进一群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暴动。
　　“啥时候？”
　　“奏是今个儿！”
　　“能行！”
　　话说当天的确是个造反的好日子。钱能训和军方高层皆在咨议局开会，驻守军装局（保管弹药）的一个连也因周末的缘故，大部分人都跑去逛街了。
　　革命军以“到灞桥洗马”为名冲到军装局，一声怒吼，几百个赤手空拳的士兵分分钟便占领了此地。
　　张凤翙就地成立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营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便溃不成军，钱能训自杀未遂，被革命军礼送出境。
　　只剩下满城了。
　　满清入关后在各省省会修筑了满城，驻扎八旗军，以防汉人造反。
　　此刻，满城尽带黄金甲。
　　血战一日，革命军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艰难杀入，引爆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
　　文瑞指挥旗兵巷战，留下三千具尸体，仍负隅顽抗。
　　革命军怒不可遏，挨家挨户地屠城，砍死两万多旗人妇孺，震惊宇内。
　　文瑞投井自杀，剩下的千余旗兵想反攻军装局，悉数被灭。
　　演完同舟共济的上集，当然少不了同室操戈的下集。
　　军政府的大会上，个个都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吵了半天，竟搞出粮饷、军令和兵马等六个都督。当然，张凤翙是“大都督”。
　　众人欢天喜地，完全没意识到放走了一个祸根。
　　两年前因反对立宪而被载沣革去陕甘总督一职的升允听到西安出事，连夜渡河，逃往甘肃。
　　升允这个人很有特点。慈禧七十大寿时，奕劻曾命各省献金祝寿。大家都慷慨解囊，只有他不掏钱，还上奏请求停止这劳民伤财的摊派。
　　跑到兰州后，升允被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为陕西巡抚，同提督张行志分南北两路率军东征。
　　甘肃风气之闭塞，冠绝各省。
　　在清末国会大请愿的浪潮中，根本看不到甘肃代表的影子。其咨议局正副议长都是翰林出身，却对立宪不感兴趣，倒是武昌事变后热衷于“迎銮”，一面通电反对共和，一面联络北京，欲替皇帝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革命根基如此之差，对升允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西顾，放心大胆地跟陕军拼杀起来。
　　一直杀到清帝逊位，长庚挂印而去，甘肃布政使领衔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仍无收手的迹象。
　　除夕之夜，醴泉的陕军寻思着甘肃都易帜且宣布停战了，大为放松，喜迎新年。不料正烹羊宰牛、吃酒赌钱，升允的甘军便从城角攀援而上，组团前来拜年。
　　连南路的张行志都收到消息停火了，占领醴泉的升允还在那厉兵秣马，把远在北京的宗社党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叫雷恒炎的陕军参谋估摸着升允可能没收到停战消息。作为醴泉人，他觉得有必要前去通知一下。
　　革命同志置酒送行，并发炮三响，为雷恒炎壮胆。
　　结果，次日到了甘军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的来电，就听升允下令：“斩！”
　　雷恒炎恍然大悟：哪里是消息不通，根本就是秘不宣布，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
　　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接着是割耳、削鼻、挖心三部曲，最后弃尸于枯井之中。
　　恶斗持续到元宵节，张行志都回家团年去了，甘军上下也知道宣统已然退位，且袁世凯的援陕部队正在路上。
　　升允愈发孤立。
　　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个理学名儒过来劝他休战，升允环顾四周，只见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
　　他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唾骂袁世凯，道：“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
　　清廷最后一个疆臣“陕西巡抚”升允撤回甘肃，仍念念不忘迎驾西北，重建朝廷。他致电袁世凯，要求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将来安置两宫。
　　果断遭拒。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亡西宁，辗转经西伯利亚流亡日本，长期从事复辟活动，死后被溥仪赐谥“文忠”。
　　中华民国终于在形式上完成统一。
　　然而，新的号角才刚刚吹响。
　　府院之争
　　即使内阁制将大总统的权力关进了笼子，孙文还是不信任袁世凯。
　　之所以把镁光灯让给袁，一来是形势所迫，二来无非想利用其威望降服人心，稳定过渡。
　　因此，孙文坚持内阁总理的人选必须出自同盟会。
　　袁世凯则提名唐绍仪，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退半步，让唐先加入同盟会再就任总理。
　　其次是敏感的陆军总长一职。南方推黄兴，北方推段祺瑞。
　　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段祺瑞胜出，黄兴任陆军参谋总长，留守南京。同时，南方派的王芝祥（广西副都督）北上当直隶都督。
　　1912年的愚人节，孙文正式辞职。三日后，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唐绍仪内阁出炉：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财政总长：熊希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施肇基。
　　虽说南方占了五席，北方只占三席（另有一共和党与一无党派），但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内务部、陆军部和海军部）。
　　即便如此，袁世凯这个国家元首还是当得很窝囊。因为，一向温文尔雅的唐绍仪突然爆发了。
　　像被施了蛊惑大法一般，唐绍仪不顾二十多年的交情，事事站在同盟会的立场跟袁世凯对着干，驳其手谕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他每次到总统府，袁的侍卫都会小声嘀咕说唐总理今天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原本忠诚的老部下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袁世凯开始怀疑同盟会是不是邪教组织，苦劝唐绍仪回头是岸，退党保平安。谁知唐绍仪毅然决然地表示：宁可辞职，断不能牺牲党籍。
　　又一次争吵结束后，袁世凯失望道：“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少川默然不语，镜片上闪过一阵寒光——总理既操大权，挺住意味着一切。
　　窝了一肚子火的袁世凯迅速着手拆台。
　　在其遥控下，赵秉钧长期不参加内阁会议，每逢开会都人间蒸发。陆徵祥则把精力投入到派人疏通外交部大院里的下水道这类琐事上，具体的外交工作都扔给蔡廷干，让他直接向袁世凯汇报。
　　眼看就要玩儿不转，黄兴要钱的电报又摆到了唐绍仪的案头。
　　南京留守，听起来挺慈悲，给同盟会一块自留地。
　　其实就是收拾烂摊子。
　　一场革命下来，南京附近啸聚了三十万官兵，个个以功臣自居，天天跑官要钱，成为长江以南的安全隐患。
　　关键是襁褓之中的民国养不起这帮人。无法安置便只能遣散，于是涉及到转业费的问题。
　　黄留守估算了一下，发现要想彻底甩掉包袱，至少需二百五十万两白银。
　　孙大炮从来都是朝别人要钱，指不上，只能给北京打电报。
　　问题是中央也没钱，只好借外债。六国银行团（英法德美日俄）答应贷笔巨款，帮中国一次性解决捉襟见肘的局面，但条件非常苛刻，甚至要求监督中国财政。
　　唐绍仪一怒之下不借了。可袁世凯不能坐视政府破产，不然正遂了同盟会的心愿。他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跟六国银行团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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