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袁世凯透露了他对共和的理解：共和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备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
　　为此，他主持修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残忍的酷刑；又颁布《文官考试法》，设定的科目对考生的法学和经济学基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的人，正义无反顾地往人治的路上迈进。
　　当治国变成一种神圣的使命，当对秩序与稳定的渴望和对分裂与灭亡的恐惧缠绕在一起时，坚信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出一条新路的袁世凯舍弃了依法治国，选择了以法治国。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把角色演成自己，把自己演到失忆
　　大位既正，受够了国民党鸟气的袁世凯开始磨刀霍霍。
　　他向亲信吐槽道：“两年来，我非驴非马，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堪受，衰朽如此，更何希望？唯欲救国救民，保全大局，不使我同胞子孙作他人之牛马奴隶耳。”
　　问题是想让解散国民党从程序上看起来更合法，则必须有熊总理的副署。
　　但这种明摆着开历史倒车的事，文人秉性的熊希龄未必肯干。
　　不打紧，袁世凯手头捏着他的把柄。
　　当初唐绍仪内阁散伙时，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因借款失败自请辞职，被袁世凯委以热河都统（热河省的都督）。
　　熊都统性本爱丘山，一到任便被承德避暑山庄的美景吸引，故不住衙门，径自搬入山庄办公。
　　若只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倒也罢了，可熊希龄待着待着就派人清点起庄里的宝物来，还慷公家之慨把一面乾隆用过的折扇送给驻防热河的北洋老将姜桂题。
　　由于馈赠过于贵重，姜桂题不敢隐瞒，立刻密报，文物上缴。
　　袁世凯特意等到熊希龄入京组阁，方才派人赴热河明察暗访，搜集材料，汇编成册。
　　而拿到黑材料后，又故意引而不发，一直捂到需要将熊希龄一军时。
　　这天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前来谒见。
　　时间这么巧，显系事前安排。
　　袁世凯依礼先见外宾，嘱熊暂入办公室稍候。
　　室内空无一人，熊希龄四下打量，目光停留在袁的办公桌上。那里摆着一沓卷宗，上书“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九个大字。
　　熊希龄凑过去略加窥看，登时脸色苍白，如临大敌。
　　外使走后，袁世凯唤熊出来谈话。他以极为关心的口吻道：“秉三，你昨晚是因公事忙没睡好觉吧？怎么脸色这么不好看？”
　　熊希龄敷衍了两句，额上涔出汗来。
　　袁世凯疾言厉色道：“国事难以推进，都因国民党故意刁难，实在令人痛心。不将其解散，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则内阁事事受掣肘，总统也无法履行职责。秉三，你怎么看？”
　　威慑之下，熊希龄六神无主，最终俯首签字。
　　翌日，从本部到支部，全国所有的国民党机关皆被勒令解散，四百三十八名议员被吊销资格。
　　议员少了一半，国会几近瘫痪，梁启超猛然醒悟。
　　进步党给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对抗力”，其宣言书则是梁启超个人政见的完整体现：与官僚（北洋系）和乱暴势力（国民党）对抗，并造就两大政党对峙之象。
　　一开始，国民党来势汹汹，袁世凯独木难支，同“乱暴势力”吵了十年的梁启超自然选择联合后者。
　　但当天平完全失衡时，他和进步党议员才意识到底线已被突破。
　　唇亡齿寒的梁启超跑到总统府，力陈解散国民党之不当。袁世凯耐心听着，笑而不语，最后只淡淡道：“晚了，命令已经发出去了！”
　　内阁会议上，愤懑不已的梁启超再提此事，主张阁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
　　众人面面相觑，主席位上的熊希龄也毫无表情，最终不了了之。
　　一切都验证了著名报人邵飘萍一年前的预测：纵使将来国会议员人人比肩于卢梭而驾孟德斯鸠，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皆成无数木偶。
　　可即使是木偶，袁世凯也弃之如敝履。
　　因为木偶们还掌握着制宪权，起草了《天坛宪法》，一如既往地坚持《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
　　袁世凯则当够了有名无实的“盖章总统”，调集程树德等法律专家逐条研究，要求增加总统权限。
　　国会置若罔闻。
　　但很快，随着国民党议员集体被炒，两院不到法定的开会人数，基本名存实亡。
　　袁世凯再接再厉，对非国民党籍的议员也许以重贿，告诉他们只要公开申明辞职，即在政府委以官职。
　　终于，他连这具只剩躯壳的国会也不想要了，玩起“俯顺舆情”的老把戏，在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都督的“劝谏”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解散国会。剩下的议员，每人发四百元路费，饬令回籍。
　　共和医治无效，宣告死亡。
　　当1914年的爆竹声响起时，袁世凯头也不回地沿着专制之路绝尘而去。
　　官讳经
　　国不能一日无宪，否则便是无照经营。当然，有照也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手打一份挂在那儿欺骗消费者的情况你我都见过。
　　袁世凯可以踢走国会，却不能不制宪。他的方案是由各省、内阁和总统府荐人，组成政治会议，制定宪法。
　　正好前进步党国会议员汪荣宝赴任比利时公使，辞行时劝袁世凯道：“请勿行总统制，以免遇事总统首当其冲。”
　　袁世凯摆了摆手，道：“不然！以往一直实行的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徵祥）讨段（祺瑞）！”
　　熊希龄见国事不可为，和梁启超双双去职。时人送上对联一副，讽刺道：名流内阁，名誉扫地；大政方针，大事糊涂。
　　少了最后一道障碍，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中华民国约法》出台，史称“袁记约法”。
　　在颁布通告中，他一泄积郁道：
　　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
　　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虽易帝国为民国，而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政府者独重，责望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慢而艰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快速而容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袁记约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且能连选连任。
　　如果袁世凯愿意，完全可以当终身总统，因为三名继任总统的候选人要由现任指定。
　　于是，国人悲哀地看到，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爬起来后发现历史竟在倒车。
　　很快，黎元洪的山大王也做不下去了，被突然造访的段祺瑞软硬兼施地“请”到北京，当起关在笼子里的副总统来，湖北都督代之以人称“干殿下”的段芝贵。
　　同当初授孙文全国铁路督办一样，袁世凯每月给黎元洪发三万元工资，还让九子袁克久娶了黎的女儿，一天到晚亲家长亲家短叫得无比亲热……
　　中央政府的架构做了重大调整，各部总长直接对总统负责，内阁改为负责上传下达的政事堂，下辖法制局、机要局等六个次要部门，首长叫国务卿。
　　两年前，袁世凯想邀徐世昌出山，后者没答应。
　　他也不强留，只道：“等我将这帮昏小子（同盟会）撵了，再来迎请大哥！”
　　时人以为徐世昌躲起来当寓公是因为不忘清室，不作贰臣，连他弟弟徐世光也这么看。
　　实则大谬。
　　多数政客，为官只知“思进”，为了百尺竿头，可以把黑的唱成红的，红的打成黑的，不择手段，生死以之。
　　而徐世昌的老辣，在于懂得“思退”。
　　阳极生阴，盛极必衰。世间之事，从来只做简谐运动。
　　徐世昌不愿复出，盖因深感民国无法治——既缺乏法治，又无药可治。
　　他甚至觉得袁老弟应该像孙文那样远离是非之地，把中国这个烂摊子扔给别人，隔岸观火，浑水摸鱼。
　　当然，以袁的心气和抱负，明显不可能。
　　在孙宝琦和段祺瑞的轮番游说下，徐世昌打算再帮慰庭一把，接受了国务卿的任命，并自书“后乐堂”的匾额挂于衙门正厅，标榜自己并非来做官而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与政事堂平级的是参政院，院长由黎副总统兼任，下设杨度、严复等七十名参政。
　　参政院就是缩水版的国会，有立法权，但参政皆由总统提名选派，比前清的资政院还不如。
　　除此之外还有大理院（审理民众的最高法）、平政院（审理官员的最高法）以及肃政厅（最高检）。
　　抛开制度，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经济上，在梁士诒的推动下，民国铸造了统一的银币“袁大头”。由于制作工艺好，含银量高，截至1949年，仍是广受欢迎的硬通货。而更穿越的是，一直到1978年前后，东南沿海的渔民仍用“袁大头”跟境外走私集团交换紧俏的手表、牛仔裤和收音机。
　　军事上，发源河南，持续一年遍及五省的“白朗起义”终于被扑灭。放眼神州，再无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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