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安内好办，攘外却不易。
　　1912年6月，流亡多年的十三世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回藏重掌政权。
　　他驱逐汉官，大搞清洗，并派僧军扰乱川边，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反击，一时间边衅大开，烽烟四起。
　　三岁小孩都知道，幕后指使是英国。因此一年后，谈判在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山梁上的英式小镇西姆拉城（印度）启动。
　　英国的梦想是策动西藏独立，再并入自己的殖民地印度。
　　但因列强干预，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故不得不采取逐步蚕食的方案。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以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为中印边界线。这意味着南麓逾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疆土将划入印度版图，面积相当于三个台湾岛。
　　袁世凯当然坚决反对。
　　正好一战爆发，英国无暇东顾，谈判无果而终，但“麦克马洪线”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延续至今，聚讼纷纭。
　　黑暗舞者
　　见英国这么上进，俄国急了。
　　恰巧时局给了它一个不要脸的机会——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活佛趁清廷气数已尽，效法达赖，宣布脱离中国，托庇沙俄。
　　作为外蒙的政教领袖，库伦活佛有自己的名号：哲布尊丹巴。并同达赖一样，在理藩院的主持下以金瓶挚签的方式寻找转世灵童，代代相传。
　　即使在蒙古族内部，哲布尊丹巴八世的叛变也是不得民心的。
　　有清一代，蒙古和满族一样享有各种统治特权，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亲王。而汉族功臣，即便如曾国藩、李鸿章，最高也只能封侯。
　　因此，蒙古的上流社会早就不在边远苦寒的库伦混，而是吃着爆肚，唱着《北京一夜》，融入了京城纸醉金迷、宝马雕车的夜生活。
　　回库伦搞独立？除非脑子进水了。
　　便是那些住蒙古包的贫苦牧民，也很想对哲布尊丹巴竖中指，因为脱离中国将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皮毛贸易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可惜，清廷正面临灭顶之灾，无力顾及外蒙，只好劝告哲布尊丹巴不要“轻举妄动，为人所愚”，并派蒙古郡王前往“宣慰”。
　　哲布尊丹巴根本不理，悍然宣布建立“大蒙古国”，自立为帝，并与沙俄签订协约，成为其保护国。
　　等袁世凯接过清政府的烂账后，俄国又武力兼并了阿尔泰和唐努乌梁海等边区，趁火打劫，不可一世。
　　立足未稳的袁世凯除了沿袭晚清的老办法开展忍辱负重的外交谈判，别无他途。
　　本着“经济权益可以谈，主权问题不松口”的原则，经过艰苦卓绝的拉锯，《中俄蒙协约》签订，规定：俄国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是外蒙的宗主国，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中国则必须承认外蒙古的“自治”以及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各项特权。
　　在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争取到这样的结果，也算智尽能索了。
　　可惜，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卷入战争，黑龙会创始人、孙文的老朋友内田良平认为机不可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呈交了一份意见书。
　　之所以叫黑龙会，皆因该境外势力长期在黑龙江一带活动，刺探情报，绘制地图，收买汉奸，大搞分裂。
　　由于屡建奇功，黑龙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对官方的政策具有莫大的影响。
　　内田良平建议大隈重信趁着列强欧战缠身顾不上亚洲，赶紧胁迫中国，狠捞一把，操作好了多个保护国也未为可知。
　　最损的是，内田主张帮反袁势力回国闹事，尤其是十年前就在他家组织革命同志开会的孙文。
　　大隈重信考虑的则是国际形势。
　　列强已分成两大阵营，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和以德奥（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
　　日本欲对中国下手，必然侵犯这些国家的在华利益。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方，打击另一方，免遭群起而攻之。
　　横向比较，日英有盟约，日俄有密约，虽说都是朝秦暮楚的利益结合，但暂时还不能撕破脸。
　　权衡再三，日本宣布加入协约国。
　　紧接着，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给日军登陆山东找到一个借口（山东半岛为德国势力范围）。
　　接到山东都督的报告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各部总长全部到场，外交部顾问伍朝枢（伍廷芳之子）和顾维钧也列席参加。
　　袁世凯的开场很简短，说邀请两位顾问是因为他们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精通国际法，想先听听专业的建议。
　　言毕，望向顾维钧。
　　这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时年仅二十七岁的才子道：“我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交战国应尊重这一立场。日本登陆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抵御侵略，以维护其中立的立场。”
　　伍朝枢的看法也一样：“默许日本的行动，是没有尽到中立的义务，等于自动放弃了国际法保障的中立国的权利。”
　　袁世凯转问段祺瑞：“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
　　段：“如总统下令，部队可阻止日军深入山东腹地。但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
　　袁世凯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能维持多久，段祺瑞回答说四十八小时。
　　袁：“四十八小时以外怎么办？”
　　段：“听候总统指示。”
　　会场沉默了。
　　半晌，袁世凯又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说没有成熟的意见。
　　很快，两万日军攻打青岛，德国猝不及防，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便弃租界而去。
　　中方做了极大忍让，甚至专门划出一片区域给德日交战，但拿下了青岛的日军得陇望蜀，一路向西，借口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为中德合资，将其全线占领。
　　北京立刻诉诸英美，顾维钧奔波往返于两国使馆，终于拦下了侵略者的步伐。
　　然而，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凯时，毫无征兆地代表日本政府呈交了五款共计二十一条明火执仗的要求，并威胁说如泄露出去，后果自负。
　　袁世凯看了一眼公文，淡淡道：“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谈。”
　　五款里，第一款是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款关于在满蒙开矿修路，第三款涉及觊觎已久的汉冶萍公司，第四款只一条：中国承认所有沿海港湾和岛屿概不出让或借与他国。
　　最无耻的是第五款，要求聘请日人担任政府和军队顾问，合办各地警察局，霸占江西、浙江、福建、广州的筑路权，刷新了不要脸的世界纪录。
　　若答应“二十一条”，中国就是下一个朝鲜；若不答应，一战正酣，日本要真的海陆并进，列强即使想管也分身乏术。
　　“二十一条”真相
　　袁世凯清楚，同缠斗半生的日本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刻。
　　他唤来总统府秘书曾彝进。
　　一直以来，曾彝进担负着一项秘密的工作——收买日本浪人。
　　在袁世凯这儿，浪人是实施反间计的最佳人选。
　　浪人每月能从曾彝进那领到高达五百元的薪酬，而当曾秘书想从浪人那获取日本使馆的内部情况时，发现这帮日奸的能力极为有限。
　　于是，他向袁世凯提出解除此项任务。
　　袁摆了摆手道：“我想知道的，不单单是使馆内部的情形，还有日本商民的动静。比如近期是来的日人多，还是回国的多？为什么来，为什么走？走时是否尽卖家财，有一去不复返之势？”
　　汇总各种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凯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二十一条”是大隈内阁闭门造车鼓捣出来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他马上命曾彝进去找在华的著名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请教宪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学术研究？
　　袁世凯耐心道：“如果外交决裂，大隈会不会挑起全面战争？如果会，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必须依他所请呢，还是可以驳回？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但以探讨学问为名旁敲侧击地套话。”
　　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曾彝进从有贺长雄口中抠出了答案：不经御前会议，大隈没有用兵之权，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两成。
　　探明对方底牌的袁世凯命更为专业而不懂日语（可以拖延时间）的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条”，作为陆徵祥谈判的依据。
　　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出让或租与他国”，袁将“他国”改为“外国”；如“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如“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
　　对于侵犯主权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凯则多次强调“必须声明不议”。
　　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让陆徵祥尽量拖延，苦撑待变。
　　日方提出，谈判要天天开展，每周五次；陆外长说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会海，每周只能谈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陆徵祥就和颜悦色地跟他磨，反正这也是拖延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三次。
　　然后进入磨洋工环节。
　　每次会谈，讲完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后，陆徵祥即命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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