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氏也总是回以：“大人，你好。”然后两人说阵家常话。
　　唯一让袁静雪不爽的是，一次，袁世凯打算把她许配给溥仪。
　　已经派人提亲了，袁静雪哭得梨花带雨，跑到父亲跟前闹。袁世凯佯嗔道：“以后我非要把你送礼不可！”
　　袁静雪昂起小脸，赌气道：“我又不是鼻烟壶！”
　　袁世凯忍俊不禁。
　　此事因溥仪拒绝而作罢，却不难一叶知秋地察觉到某种趋势。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似乎成了每个国人的必经之路。
　　夏目漱石有言：“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总之，人世难居。”
　　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重复着伤害与被伤害，生活成为一场严峻的历险，直到有一天你尝试着同这个世界和解，顿悟“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别人的”。
　　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之初，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卧轨自杀的小三。她背叛丈夫，追求虚荣，在作者心中极不可爱。
　　行文愈久，托翁发现自己并没有美化安娜，人性却自有其力量，从故事的树枝上生出芽来，愈发繁茂。最终，安娜之死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读者心中引发广泛的共鸣。
　　托翁进一步论断道：
　　如果一个人没有形成任何成见，就算他再笨，也能够理解最困难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坚信那些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早已了然于胸，没有任何疑虑，那么就算他再聪明，也无法理解最简单的事情。
　　经验主义者不会用强弱黑白来两分世界，也不相信一个概念就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而是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和自己的独立性，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在煽动各种偏见互殴取得的平衡中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然而，在同平政院院长汪大燮（汪康年堂兄）闲聊时，袁世凯悲哀地发现，真实的世界也许是无解的，根本没有答案。
　　汪大燮谈到一个棘手的案子，原告和被告是夫妻，两口子闹矛盾，媳妇跑回娘家，丈夫去接。
　　媳妇不回，遭到毒打。娘家不干，一家子围着他打。自卫中，丈夫把大舅子刺死，把丈母娘捅了两刀，媳妇则被捅成轻伤。
　　浑身是伤的丈夫当晚自首，被判无期。媳妇不答应，跑到县府门口自焚，要求改判。
　　县府见其状可哀，改判死刑，结果被告的父亲又不答应了，跑到省府门前服毒。
　　案子上报到平政院（被告父亲告地方官司法不公），汪大燮觉得丈夫有自首情节，又是家庭矛盾，夫妻俩还有孩子，不当判他死刑，便同大理院院长一起做工作，让省上发回重审。
　　省府同意重审，可根本落实不下去。媳妇一方天天闹，非要政府维持死刑的判决。最后只好花钱买平安，在判丈夫无期的同时，给受害人家属一大笔救助款善后……
　　对法律的不尊重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
　　《论语》里提到，一个父亲偷了羊，被其子报官。孔子很生气，说连儿子都告老子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
　　众所周知，他向往的是伦理道德。
　　问题是如果只讲道德不讲规则，那再干净的国家最后也只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度；相反，要是人人都开始谈规则，那么再野蛮的地方，道德也会逐渐回归。
　　在乱象纷呈的民初，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重建规则的言论并非全无市场；一帮把青岛当首阳山的前清旧臣也不甘寂寞，时不时跳出来抢个戏。
　　当发誓不当“贰臣”的赵尔巽接受袁世凯的礼聘到清史馆当馆长时，遗老梁鼎芬写信责备他说：“清朝未亡，你修个什么清史？”
　　梁奇葩的逻辑是：北京城还有个小朝廷，里面还住着个小皇帝……
　　隆裕死后，梁鼎芬和劳乃宣跑到西陵跪地号哭，如丧考妣。孙宝琦身穿西服前来，刚在灵前鞠了三躬，梁鼎芬便大骂其“洋鬼子”“不要脸”，一干遗老则拍手称快……
　　袁世凯关注的是年轻人，比如时任农商部地质所所长的丁文江。
　　年未三十的丁文江曾说：“中国实在太乱、太穷、太弱、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
　　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毒药，民主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无法化解日益深重的亡国危机，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
　　因此，他呼唤一个思想开明，以国家利害为利害，能够凝聚和善用人才的独裁领袖的出现，并对反对他的人说：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心有戚戚的袁世凯注意到的第二个人是三十出头的周树人。
　　那是冬天的一个早上，刚刚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的周树人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进见大总统。
　　当然你会说：各部有那么多科长，难不成每换一个袁世凯都要接见？
　　事无巨细、完美主义的处女座真干得出来。
　　记者黄远生曾问过赵秉钧，说总统遇事躬亲，不嫌琐碎和因小失大吗？
　　赵秉钧说：“这是总统做过十多年督抚的缘故。正因如此，一把总钥匙才无人能管。军兴后功将纷出，然有袁总统在，无人敢飞扬跋扈。”
　　人生最大的失败是失去自我
　　进见持续的时间很短，周树人一生也只见过袁世凯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后来评价道：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在袁世凯看来，周树人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他对仕途很冷淡，不是逛琉璃厂就是抄古碑，或者摇着蒲扇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生命。
　　但他的洞察力无人能及。
　　周树人认为民国这座舞台招牌是新的，布景是新的，座位也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唱戏的还是老人。
　　说白了，辛亥革命没能拔本塞源地根治病灶，人们依旧缺乏爱与诚，习以为常地虚伪和无耻，在暴戾愚昧的空气中互相中伤。
　　如果国人的生活借由武力而非理性来塑造，则自由主义永无出头之日，毕竟，凡因刀剑得到的，必将因刀剑而失去。
　　其实，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因此，自由主义需要的土壤是各负其责的秩序，而非混乱。
　　可惜，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即便是对待自由。
　　比如，人们拒绝排队，你争我抢地往前挤。久之，大家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的维护者。终于，一个恶棍跳了出来，用棍子敲打每一个人，宣布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
　　秩序实现了，但众人也被奴役了。结果虽好于混乱，权利却遭到剥夺。
　　世间许多悲剧，并非由丑恶造成，而产生于追求美好的中途。于是，就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人总是为自己的行为用心堆砌词汇，觉得世界不理解我，而真相其实是我不理解世界罢了。
　　当经验主义者袁世凯决定倒掉一盘散沙，重建秩序时，“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者”（张君劢语），便又多了一道真实的注脚……
　　北京。
　　久未露面的应桂馨出来觅食了。
　　他向政府索要钱财和勋位，不愿旧事重提的袁世凯拨了笔款想打发他走，谁知应桂馨非要政府“昭雪其罪”，甚至承认刺宋有功。
　　这就颠倒乾坤了。
　　烦闷中，袁世凯突然想起初见宋教仁时的情景。
　　彼时，因《间岛问题》一书，袁世凯仰慕宋教仁已久。但见其衣服破旧，便问是否还是留日时所买，宋教仁点头。
　　事后，袁世凯请人做了一套高级西服给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后非常合身。原来，谈话间他就把尺码给记住了。
　　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回忆，唐内阁期间，袁世凯谈及农林总长宋教仁，总是颇多推许。
　　转变发生于国会选举期间，宋教仁在南方各省演讲拉票并猛烈抨击北京政府。大为光火的袁世凯听赵秉钧说洪述祖正在安排人诋毁宋教仁，也就放心了。
　　没想到毁宋不是毁谤而是毁灭。当得知宋教仁的死讯时，他蒙了，喃喃道：如何是好？国民党失去宋教仁，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
　　应桂馨但凡有一丝自知之明，也该清楚袁世凯对他除了厌恶就是蔑视。他不学洪述祖的低调（为逃避北京警方的抓捕躲到青岛德租界），反而抛头露面，狂犬吠日，终于在离京途中被军政执法处的特务暗杀。
　　袁世凯从不讳言自己就是杀应的幕后主使，但巧的是，随后直隶都督赵秉钧便暴毙家中，坊间纷传总统下毒害死了自己的心腹，杀人灭口。
　　逻辑链是成立，但赵秉钧不是应桂馨。杀应无伤大雅无人问津，杀赵则必定轰动全国，在国民党已垮、宋案已时过境迁（过了一年）的大好局面下，是自找麻烦的不智之举。
　　事实上，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后来在家信中表明，他爷爷是死于脑溢血，倒在床头边，家属亲见，并无谣传的“七孔流血”的症状。
　　赵秉钧死后备极哀荣，梁士诒和袁克文前往天津送终，丧事极为隆重。袁世凯手书“怆怀良佐”的匾额，优恤家属，并令京津两地为其修建专祠。
　　饶是如此，汹涌的谣言还是在北洋旧将心中埋下了浓重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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