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揭开茶盖，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来。
　　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尽管日置益如坐针毡，也不好贸然打断。陆徵祥悠然自得，就差问对方要不要来手谈一局。
　　与此同时，蔡廷干和顾维钧游走于各大使馆，痛诉日本的丧心病狂，终于惊动了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布莱恩急召日本驻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严肃道：“美国的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的在华利益。对任何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对外否认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凯趁势倒打一耙，命陆徵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给日本，把第四款也给否了，前三款则严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怒火中烧的他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妄图从军事上威胁中国。
　　于是，浪人们又从曾彝进那下载了新的任务——打听御前会议的内容。
　　虚虚实实的信息难辨真假，雾里看花的曾彝进一会儿收到消息说天皇将采取某一方案，一会儿浪人又说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这般。
　　曾彝进觉得这帮人纯属骗钱，没有任何报告的价值。在袁世凯的一再追问下，才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袁不以为然道：“你何以知道没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到了最后摊牌之时，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按我说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匿。”
　　一天，浪人来报，说日置益收到东京密电，御前会议否决了用兵的动议，最终方案为：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略有让步。
　　威胁度最高的两条是：
　　一、日人可以在满洲杂居和购地；
　　二、满洲警察局须聘日人为顾问。
　　这是谈判底线，若中方不答应，日本即决裂。
　　袁世凯马上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诚如《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的论断（除了满洲租期的延长外，“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太大意义），这一方案对中国伤害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倒不是天皇比较仁慈，只因条约外泄，日本成了舆论公敌，连黑龙会原本打算拉拢的柏文蔚、李烈钧等革命党都公然宣称“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也劝告孙文“放弃讨袁，免为日本所逞”。
　　而在中国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上海南京路的日人商店一律关门歇业，日产商品通通被称为“仇货”，游行学生看见便砸，逮住就烧。整个1915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近两千万美元，外贸受到重挫。
　　因此，站在天皇的角度，大隈重信不打招呼欺上瞒下且不说了，还因操作不当麻烦缠身，自己要再不出面干涉以正视听，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搞不好会以为大日本帝国一不留神变成虚君立宪了。
　　运去英雄不自由
　　连日来，袁世凯暗嘱段祺瑞秘密备战，物资运输彻夜不停。而此刻，他决定妥协。
　　首先，日本政府正在重金收买西方驻华记者，让他们捏造“中德同盟”的假消息，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其次，孙文一直不对“二十一条”表态，还对问他“可否暂停革命，一致御侮”的同志表示“袁世凯蓄意卖国，非除去之，不能保卫国权”，以至于日置益向日本外长建议煽动革党，施压北京；最后，朱尔典苦劝中方接受伤害不大的最后通牒，实际已表明英国的立场。
　　但同时，袁世凯对左右道：“购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杂居，我让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虽用他，月间给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随后公布的《惩办国贼条例》中规定：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租售土地矿产）
　　张一麐认为不妥，道：“要么签约，忠实履行。要么拒绝，开诚布公地向彼言明不能应允之故。如不听，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虽败犹荣。似此表面答允，暗中破坏，必为祸根。”
　　袁世凯斥其为书生之见：“开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当然，搞破坏也是一种天赋，非独当一面的枭雄所不能为。
　　袁世凯属意的人选是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1875—1928）。
　　辽宁人张作霖从小上房揭瓦，下河摸虾，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投身于社会这所大学校，当过兽医，做过土匪，还绑过盛京将军的老婆，人生丰富多彩。
　　直到日俄战争前，被政府招安。
　　由于剿匪平叛都是一把好手，张作霖累迁至标统，受到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注意。
　　辛亥后，袁世凯一就任总统，已成地方一霸的张作霖便宣布拥护中央政府：愿负驽前驱，唯大总统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张作霖的立场白首不渝，口头禅远近皆知：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卖国，叫后辈儿孙也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中南海居仁堂一楼的东头是袁世凯的办公室。
　　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在此见到大总统。
　　关系不近但地位重要的来客，便安排到西头的会客室。
　　而一般生客，则只能在居仁堂前院一处叫“大圆镜”的房子里恭候袁世凯。
　　按理说张作霖就是一大圆镜的待遇，谁知竟被领到了总统办公室。
　　他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不安地打量着室内的陈设。只见北面的博古架上摆着各色器物，其中一个丝绒盒里放着四块金表，正面镶一圈珠子，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精致而华丽。
　　袁世凯见张作霖时不时地注视着金表，当场将四块表都送给了他。
　　从此，表哥张作霖在袁世凯的扶持下异军突起，雄踞东北，成为远近闻名的扶桑噩梦。
　　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被张作霖的油盐不进、不受利诱激怒，盛气凌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办法！”
　　张作霖当即反击：“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又要出兵吧？我姓张的等着你！”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调回国。
　　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节节胜利，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认为实施分化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找到张作霖，说可以暗中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跟南京的国民政府划江而治。
　　张作霖认为中国人闹家务，不劳外国人插手，始终无动于衷。
　　芳泽谦吉只好转而去找山东省主席、狗肉将军张宗昌。
　　张作霖闻讯，立刻电召张宗昌入京，劝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代的骂名。”
　　张宗昌奉命唯谨，日本的诡计又告落空。
　　在前后交涉二十五次，穷其智计地化解、牵制了日本的阴谋后，袁世凯派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日置益。
　　两人一路上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在随即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面对全体高级官员，袁世凯沉痛道：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委曲、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签约的5月9日，从此被袁世凯定为国耻日。
　　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为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史学家蒋廷黻也说：“‘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十六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经历，五年后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演讲时，他感慨道：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正如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的《告国民书》所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骂袁世凯卖国确实不公，其在签约后的“惭愤交集”也并非作秀，但能不能知耻而后勇则另说了。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袁静雪眼中的父亲，变化不大。
　　每早七点，他总是分毫不差地拄着那根铜拐杖从居仁堂二楼“咚、咚、咚”地缓步下来，长吟一声后，到办公室办公。
　　他吃饭的速度快于常人，吃完后胡子上会沾些菜汁，均由姨太太帮忙擦掉。他还爱吃人参、鹿茸等热性补品，经常大把大把地放在嘴里嚼食。
　　他和正妻相敬如宾，每隔几天便到福禄居去看望于氏道：“太太，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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