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元的兵跟他十几年，你批一个“同意”试试？
　　袁世凯一面派人到湖北调和矛盾，一面升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怒。
　　疗效只持续了一时。
　　由于段芝贵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湖北，离鄂期间的工作由王占元暂代。结果“干殿下”痛苦地发现，每次回来王师长的态度都比之前更为骄横。
　　而且，王占元扩了权，第三师师长曹锟就必须得扩，毕竟人在清末当镇统时王只是个协统。于是，曹锟捞了个“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的头衔。
　　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是，对两个重要岗位上海镇守使（军分区司令，位同前清总兵、民初师长）和松江镇守使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有兵权而无地盘的张勋不干了，给自己的“长江巡阅使”一职正名，制定了一个条例，把长江流域各省一律划入其势力范围，并呈请公布实施。
　　袁世凯大惊，立即批示：“长江上游已另设员警备，该使不宜过劳”，并规定张勋的巡阅范围是从安庆（安徽）到上海……
　　为了化解统治危机，袁世凯着手在地方推行“军民分治”。
　　这既符合历代开国后偃武修文的惯例，也是黎元洪早就在湖北开展过的实验。当时，黎的笔杆子饶汉祥用骈四俪六的文章力陈唐代藩镇之祸，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切割权力，自古不易，袁世凯的措施迂回曲折。
　　首先，废除“都督”，改称“督军”。以前是什么都能督，现在只能督理军务；其次，给各省督军加将军衔，在北京设将军府，由段祺瑞管理。按照袁的说法，将军既可内调北京，也能外放各省，流通自由。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将军府就是个坑，掉进去便出不来，只能坐冷板凳；最后，改原都督之下的“民政长”（省长）为“巡按使”，兼管军事。当然，这必定会引起督军的反弹，但袁世凯尽量起用前清的封疆大吏为巡按使，结果军头们在情感上非但不好拒绝，还得自觉接受老领导的监督。
　　废督裁兵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须，但也因此，袁世凯犯了众怒，在各地埋下了反叛的隐患。
　　为了配合大总统全面左转的政治立场，“相国”徐世昌掀起了一阵复古的浪潮，把中央的官职全部改回旧称，并在法制局局长顾鳌的建议下，由政事堂议决，交参政院颁行恢复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一批有行政经验的遗老遗少被返聘回来做官，支撑民国这栋摇摇欲坠的新屋。舆论讽刺参政院有“枯木逢春之气象”，袁世凯的辩解是：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极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对此，朱尔典附和说：“老成持重者联翩而出，是政治稳定的吉兆。”
　　也是人心大乱的肇始。
　　以劳乃宣为代表的投机分子倾巢而出。
　　庚子国变时，吴桥县令劳乃宣写了篇《义和拳教民源流考》，居然“考证”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奏请朝廷取缔拳匪，名噪一时。
　　此番他故伎重演，写就《共和正续解》，说当初周成王登基时因年幼不能理政，由周、召二公辅助，称为“共和政治”，由此知共和乃君主而非民主政体。
　　接着，“劳你宣”笔锋一转，说溥仪仍在幼冲，故袁世凯可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等十年后再还位清帝，受封王爵……
　　从赵尔巽那儿收到劳乃宣的“大作”后，袁世凯一笑而过。见七十岁的老头求个官也不容易，便给了个参政院参政。
　　谁知刹那间便刮起阵阵阴风，国史馆编修宋育仁甚至抛出“还政清室”的谬论——不明真相的还以为大总统真的准备禅让了……
　　谣言越传越广，连刚刚就任国史馆馆长的王闿运，拜访徐世昌时也揶揄说政事堂少了一块匾，匾上应题“清风徐来”四个字。
　　
　　第十五章 你我都是基因的载具
　　
　　君宪救国论
　　在去帝制未远的民初，任何关于国体问题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微妙的冲击，毕竟新旧交替的时代，原本光怪陆离。
　　甘肃都督赵惟熙一直拒绝剪辫，还不准治下的民众剪。见遗老们玩儿得很爽，他也发电请求恢复谥法。
　　其实，民间私谥一直就没断过。对死去的旧臣，小朝廷也经常用发表上谕赐谥来刷存在感，比如陆润庠谥“文端”、梁鼎芬谥“文忠”，以至于人们在聊起曾国藩、左宗棠时，还是一口一个“曾文正”“左文襄”，看不到一丝新气象。
　　而地方官因为觉着民国的官当得不如前清威武，私下里也开始为封建残余招魂。桐城县县长用名片去见安徽都督倪嗣冲，结果被骂“目无长官”，轰了出去；琼崖道尹呈请恢复清朝仪仗，如传人令箭、八抬大轿什么的，广东巡按使当即批示准行。
　　不是所有人，都爱民族风。面对声浪四起的反对，袁世凯发表了禁止紊乱国体邪说的申令，并以“年老荒谬，精神错乱”为名，将宋育仁“递解回籍”。
　　清室大惊，瑾太妃（光绪妃）派人到政府解释，袁世凯派阮忠枢代为接见。
　　来人交出劳乃宣的一封密折，内称德国陆军最强，建议溥仪向其皇室求婚，立威廉二世之女为皇后，如此则复辟有望。
　　这可真是碧血丹心，感天动地。
　　为免节外生枝，袁世凯没有深究，而是命人重修《清室善后办法》，制定了更加严厉的约束条款。
　　然而，一切都逃不过杨度的眼睛。
　　他注意到两个事实。
　　首先是阮忠枢的宦海沉浮。阮大秘跟袁世凯的关系毋庸赘言，前清时几乎所有袁的奏折都出自其手，深悉幕主机密。
　　可惜到了民国，公文程式为之一变，阮忠枢顿失所长，不知不觉便打了酱油。
　　不久，袁世凯给他布置了新任务——奔走于北京和徐州之间，安抚、笼络张勋这个日渐坐大的老将。
　　阮忠枢不辞辛苦的身影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唤作“神行太保”。
　　而令杨度心中一动的是，当总统府秘书厅被改为内史厅时，出任内史监的竟然是阮忠枢。袁世凯需要他起草什么，可堪玩味。
　　另一个事实是袁克定透露的家事，说袁世凯命人找来《德皇威廉本纪》和严复翻译的《欧洲战纪》细读，还聘请荫昌为家庭教师，吩咐子女不要再学英文，统统改学德文。
　　然而，嫌疑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根据袁记约法，不论“终身总统”还是“志在传子”，都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称帝，动机不足，风险却很大。
　　杨度明白，轮到自己上场了。
　　洋洋洒洒的奇文《君宪救国论》出炉。
　　立意虽说反动，理论上的贡献却也不容抹杀。
　　文章一上来便正本清源道：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即先要搞清楚，我们是为了富强才去立宪，不是为了立宪而立宪。
　　然后分析地缘政治：
　　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杨度没有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共和的基础是法治，用杨度的话说就是“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但可惜，中国自古就没这习惯。
　　宋教仁临终前给袁世凯打的电报里称自己“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可见直到那会儿，“权利”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个贬义词。
　　在杨度看来，民国人大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没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权利意识，“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严扫地，社会呈现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中，“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最后给人留下的混乱观感让唐德刚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以广东和湖南为例，两省分别是孙文和黄兴的故乡，党人众多。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四散而逃，粤督和湘督被换上龙济光与汤芗铭。
　　两人向以残暴出名，党人还不断挑战其底线。
　　一天，龙济光出署去看他哥，走到半路被党人扔出的炸弹炸伤。刺客当场被捕，龙命人处以寸磔之刑。其时“凌迟”已废除多年，酷刑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声讨。面对袁世凯质询的电报，龙济光矢口否认，搪塞道：“凶犯正法后，军民人等痛恨此种暴行，剖心食之，实所难免。”
　　为巩固都督之位，资历较浅的汤芗铭嗜杀程度更在“龙王”之上。监狱人满为患，浏阳门外的刑场号啕之声终日不绝。三年间，被汤屠户搞死的，有案可稽者便达两万人，其中大多是以党人为名，剪除异己。
　　暴力抢来的权力，只能靠暴力维系。当权者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的恐惧中，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还政于民的改革。
　　事实上这种各领风骚两三年的都督也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因为即使人存政举，终究人亡政息。
　　久之，中国式的共和诱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所有人都假共和之名攫取私利。看淡的浮萍般漫无目的地混世，绝望地赌上性命拔剑而起。
　　一个皇帝倒下了，千万个皇帝站起来，化身为大队委、青年导师和居委会大妈，遍布于各行各业，时不时冒出来教育你该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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