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坚信，只有宪政才能保证政策的持续性，从而“人事有变，法制不变”，避免周期性的历史雪崩。而大清之所以败亡，正是由于不听袁大总统“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的劝告，搞假立宪。
　　行文至此，推理基本没有破绽。但当杨度抛出他的终极观点时，人类震惊了：这不科学！
　　风起杨花愁杀人
　　杨皙子亮明真身：只有实行帝制，才能确保宪政成功。
　　在他看来，各省都能暗中招兵买马、走私军火的国家是没有宪政可言的。统治者“止乱”尚且乏力，哪还顾得上建设？
　　恢复帝制等于昭告天下鹿死谁手，猎鹿人们不要再想入非非争总统了。
　　杨度认为，君主和宪法的关系应当是共生，前者维护后者，后者制约前者。
　　从而以开明专制治国，严刑峻法，普及教育，走上复兴之路——比商鞅变法多了一道加在秦孝公头上的紧箍咒。
　　杨度的解释很牵强，说如果从共和改为君宪，那么帝位就是国民公投、宪法赋予的，君主要想永延帝祚，就必须实行宪政，否则会被人民抛弃，酿成革命。
　　其实，不管杨度的雄辩如何气势纵横，推导如何步步为营，舍弃一条，《君宪救国论》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便是可行性。
　　或者换一种说法：人民答不答应。
　　替人做主的时代早已远去，总想管别人的人只能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因为你之蜜糖，安知不是我之砒霜？
　　文章通过夏寿田交上去后，袁世凯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金匾赐给杨度，此外再无表示。
　　态度不是很明朗，杨度决定团队作战。
　　事实上几个月前他就推荐老师王闿运出山，但很明显，八十多岁的王同暌违了数十载的袁世凯气场不合。
　　刚到北京，会晤段祺瑞。段对眼前这个长袍马褂留辫子的老古董不屑道：“民国了，还是胡人服装？”王闿运当即回以：“西装革履，也是胡人服装。”
　　访问老乡熊希龄时，问：“国务院何在？”熊答以在集灵囿（中南海西北角）。王淡然一笑：“此中飞禽走兽必多。”熊知他说笑，没接话。
　　王闿运不依不饶：“想必有熊。”熊希龄忍不住了：“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国务总理了，继任者为原山东抚台孙宝琦，现又改名国务卿，由前清相国徐世昌担任。”
　　王闿运若有所悟道：“毕竟大官还是大官。”
　　见到袁世凯，王老头对贴身女仆周妈道：“这是我侄儿（王跟袁保庆一年中举，拜过同年），像不像总统？”周妈说：“头很大，就是个子矮了点。”
　　吃席时，王闿运又对周妈道：“你要多吃点，这就是当年皇上的御宴。”
　　袁世凯无语，结果发现还有更无语的。
　　一次，同王闿运到新华门前，老头冷不丁来了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繁体的“华”跟莽接近，指王莽）门吗？”
　　前清时王闿运就经常讽刺封疆大吏，故袁世凯也没跟他计较。谁知隔天便得知老头给国史馆题了一副门联，曰：“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自封起民国总统来。
　　平生专攻帝王学的王闿运反对的其实不是帝制，而是不符合他心目中明君圣主条件的袁世凯。因此，在国史馆装神弄鬼一番后，老头不辞而别。
　　汤山。
　　自从袁克定以养病为名迁居此地，帝制运动的大本营便转移到了京郊。
　　1915年初，下野的梁启超接到一张署名袁克定的请帖，邀他参加春宴。
　　等赶赴汤山，发现只有袁克定和杨度在场。闲谈间，话题逐渐往政治上靠，两人极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好，试探梁启超对复辟帝制的态度。
　　梁明确反对，并劝他们断了这比《1984》还荒诞的妄想。
　　一生都在做选择的梁启超之所以大面上不错，盖因在位时短，在野时长，用史学家张朋园的话说就是“每当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设性的言论；及自身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
　　袁克定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敏感的梁启超离开汤山，立刻举家迁往天津租界。
　　要知道这是代表着中坚力量的进步党的党魁，虽说国会没了，但在地方极有势力，比如说蔡锷。
　　不过，袁克定对恢复帝制非常乐观，因为手中还有王牌。
　　牌是顾维钧送来的。两年前，他向法制局推荐了自己的博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世界政治学权威古德诺。
　　民国草创，亟须宪法专家，但在哥大的象牙塔里教了三十年书的古教授显然把政治和政治学搞混了，拿着高额聘金，正儿八经地顾起问来。
　　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法制局属于“行政”系统，站在这一立场上看“立法”系统的国会，古德诺发现问题很严重。
　　国会中起草宪法的人党派偏见太深，竟然要用宪法规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还提出在国会休会期间保留一个国会委员会代行职权，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
　　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古德诺认为这种“国会独裁”的制度很荒谬。并且，不谙内情的他对南方发动的“暴乱”（二次革命）也心生厌恶，毕竟人幼年时经历过南北战争，很自然地站在了代表北方的袁总统一边。
　　民初的政治更迭本就频仍，中间回了趟美国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等到1915年夏第二次来华时，就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彼时，“二十一条”刚刚签订，袁世凯给古顾问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比较世界各国政体之优劣，以资参考。
　　古德诺觉得既然是写给总统的密件，就从学术角度毫无保留地向雇主论述了自己的思考。
　　岂料，这篇备忘录被袁克定搞到手，组织杨度等翻译成《共和与君主论》公开发表，一时间举世皆惊。
　　古文主张：帝制与共和，无高下之分，但看采用之国能否适应。
　　当初法国革命直承美国独立战争之余波，醉心于自由民主。但因没有议会政治的传统，经历了两次复辟，直到普法战争帝国崩溃，方才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距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已近百年。
　　而相继摆脱殖民，建立共和国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更等而下之，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中次第走向寡头政治。若独裁者强势，亦可相安数十年，但待此强人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全国大乱。
　　古德诺以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为例。该寡头独裁了三十五年，一再连任，终于在衰病之年因没设法定继承人闹得诸侯割据，一国之内竟出现了五个总统。
　　总之，古教授的立论并不新鲜：制度派生于文化，文化制约着制度的变迁。
　　激进浪漫的法兰西显然无法容忍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君，而冷静理性、崇尚高贵的英吉利则愿意同皇室谈判妥协。
　　具体到中华民国，古德诺主张君主立宪。考虑到开倒车的风险，文末他提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方能恢复帝制：一、不会引起反对；
　　二、严格确定继承法；
　　三、为立宪政府的发展做好规划。
　　穆赫兰道
　　居仁堂的夜，已经很深了。
　　黑夜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那个不曾有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接受，别无他策。
　　曾几何时，人们为自己从上亿颗精子中拔得头筹、赢得诞生的权利而深感庆幸。但慢慢发现，这可能并非胜利，而是放逐。人生即痛苦，最大的痛苦便是明知一个意味着“永恒消失”的黑洞在终点收割一切，却只能机械地朝它奔去。
　　袁家祖上普遍短寿，五十八岁成为一道迈不过去的槛。因此，对死神的恐惧在袁世凯晚年持续发酵。
　　翻检家书不难发现，袁世凯经常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老宅不要轻易改门。1910年，周馥去洹上村拜访前，他叫周携堪舆大师杨焕之同来，专程到项城看袁家的祖上风水。
　　深谙乃父心理的袁克定伺机大造舆论，称只有做“真命天子”才能改写命运，闯过生死大关……
　　袁世凯何尝不明白，死亡才是唯一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往哪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所指引的方向。
　　仰望夜空，他产生了一种更绝望的猜测：宇宙其实早就死了，星系、恒星、行星乃至人类，无一不是它的残片。
　　我们生活在一具加速膨胀的尸体之内。
　　证据便是光永远无法从宇宙的一端传到另一端。
　　既然速度的极限光速都做不到，说明宇宙一端的信息根本传不到另一端。如果宇宙是一个人，这意味着他已经全身瘫痪，没有知觉。
　　而地球，这个待死的细胞，正绕着银河系悬臂上一粒毫不起眼的微尘（太阳）公转，体积不足其百万分之一。
　　银河系也毫无特别之处，离它最近的星系在几十万光年以外，像它这样无足轻重的点缀宇宙中至少有几十亿个。
　　许多年后，太阳的死亡将宣告地球的终结。
　　但眼下看来，末日好像还远。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这场人类的浩劫对银河系而言不过如恒河少了粒沙，同样的剧情每天都在宇宙中上演，多少未知的故事消失在光锥之外，无人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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