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痛苦的、在普通公民脸上找不到的“劳改纹”，不仅揭示了他现在的境遇，还注定了他一辈子也摆脱不了阴暗的心理。

    田管组员们肃穆地站在土丘上，没有嘲笑，没有优越感，个个神色黯然地瞧着走过去的队伍。不是在队伍里，而是在队伍外，我们才感到压抑，感到自己命运的凄惨。这是怎么搞的？我们不是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出屋来看“大队”的么？是的。但是我们却体会不到庄子上的老乡来看劳改犯的心情。他们在旁边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旁边看到的却是我们自己。而这个黑色的团体还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一旦吞噬了你，你就会完全融于其中，失去你自己。

    要想看清自己的面目必须和镜子拉开一定距离。

    “操！接着。”

    土丘上有人向渠坝上扔去一支点燃的烟卷。警卫人员向我们瞥了一眼，并没有干涉。

    渠坝上走着的一个劳改犯急忙拣起来，对着嘴贪婪地呼呼吸了两口，又象接力棒似的传给其他人。虽然都发给我们零花钱，但大队的人买东西没有自由犯方便。

    随后，田管人员又纷纷把昨天没吃完的西红柿黄瓜扔到渠上。扔的人和接的人都兴高采烈地，象美国橄榄球队的队员。逐渐消散的晨雾中荡漾着一片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有人以为劳改犯人一天到晚垂头丧气。不！那样子怎么能熬过漫长的刑期？总得找点什么事来乐一下。队伍有点乱起来。而警卫人员只是喊：“快点！快跟上！”对笑着的人，他们怎么能用枪托去捣？或许，他们也怀疑这些人是真正有罪的吧。

    多么象一个部队的战友啊，我想。但这支部队的敌人是谁？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出。尽管这些人早被判定为“阶级敌人”。

    队伍过完了。渠坝上的轻尘缓缓落下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小组已经到了田边，在王队长的催促下准备脱鞋下田。田管组员扔完了黄瓜西红柿，似乎尚未尽兴，脸上还挂着顽皮的笑容。本来应该哭的，然而却是笑，这究竟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人性的坚强？忽然，一个田管组员又指着北边。回头高兴地喊道：“还有！”

    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伸长脖子看了看，狡黠地笑着说：“是女队！”

    是的，是女队。

    但是，在远处，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女人。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大概是凭嗅觉闻出来的吧。她们的囚衣也是黑色的，头发一律剪得很短。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刚被押进劳改队的时候，在谷场上劳动，远远地我还能分得清男女，因为那时候还允许女犯扎辫子。

    一九六六年以后，外面的“破四旧”风也突然刮进了劳改队，一夜之间，不管老少，女犯的辫子全部刮得精光。菜地有个女自由犯，是个六十多岁的跳大神的神婆，也被剪去了只剩几根白发的发髻，判她七年她没有怨言，还感谢政府给她的恩典：“出去我要给毛主席老人家烧香哩！”但剪她发髻的时候却号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造孽啊！造孽啊！革命革到我的焦毛毛子上来罗！”还用跳大神时哼的调子唱着一种稀奇古怪的歌，谁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一个月后她死了。是我这个大组长带着四个男犯去给她入殓的。那天，我们跟在面孔阴沉的王队长后面跨进女犯的号子，在一群索索发抖的女犯面前抬起了这个神婆。那四个男犯没有抬稳，门板一摇一晃，盖在她脸上的一张报纸忽搧忽搧地飘落在泥地上。我看见她干瘪的失神的眼睛朝着天怒目而视。我用食指和中指去摩掌她的眼睑，但想不到这个已经变成一根枯朽的木柴棍的神婆子，眼皮居然还保持着弹性。我把她眼睑摩掌下来，它又象蜗牛的软体一样慢慢地收缩进去：“你干啥？为啥叫我闭着眼睛？我就要睁得大大的！”在死人旁边，严酷的死亡，人人都猜不透的永恒的谜，抑制了我的好奇，我没有敢斜眼去看女犯和女犯的号子，虽说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参观的机会。只是在神婆子又睁开眼睛时听见一群女人的惊叫和女人的抽泣，还有几下叮叮咣咣的金属磕碰声，不知是哪个女犯吓得打翻了饭盆。

    我们就这样把一个半睁着眼的老太婆放进了白杨木钉的“脆儿皮”里。“脆儿皮”，这是劳改犯人的俚语，要比文人所创造的“薄板棺材”形象得多了。不过，这个神婆子还算幸运，一九六○年死的犯人连“脆儿皮”也没有，只是一张芦苇编的炕席。那时，我就差点被炕席卷了出去。

    女犯和男犯是绝对隔离的。隔离得我们这些男犯几乎忘了旁边还有女犯的存在。然而，毕竟农场是一个农场，劳动是一种劳动，道路是一种道路，她们确确实实就在我们身边，有的年轻的刑事犯，凭着公狗般的鼻子，能嗅出来女犯今天在哪里干活，经过了哪条道路，甚至今天她们女队发生了什么事。掉在土路上的一根橡皮筋，这是女犯们用来当作银镯子戴在手腕上的，是被剥夺了一切人间享乐的女犯的装饰品，于是成了劳改队女性的标记。这根橡皮筋就能引起男犯的遐想，编造出一个故事，还有，小号的劳改鞋，几乎象儿童般的瘦小的足迹，那压在泥土上的浅浅的小脚印，以及仍在草丛里的馒头渣和土豆皮（女犯们一般都比男犯饭量小），都会象花园里幽雅的林间小径，成为一条通往两性结合的道路。当然，这种结合只能是在精神上的，就和暗夜中的梦一样，除非双方都是自由犯，那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

    晚上点名以后回到号子，大伙儿还没入睡的时候，老劳改犯煨在火炉旁会给新来的人说许多黑色囚衣下的风流韵事。老劳改犯人是劳改队里的荷马，农场的历史就是靠他们的嘴流传下来的。据他们说，女人在劳改队里比男人难熬，她们脆弱的神经忍受不了孤独，她们总要寻求爱抚、支持和保护。有的女犯隔着铁窗向警卫人员调情：“班长，你的小老鼠要咂水水子嘛？”只要有机会——而机会总是要人去寻找的，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直径5毫米的铁丝也拦不住她们的冲动，她们中有的人会猛地扑进男自由犯的怀抱。

    现在，她们过来了。

    晨雾已经完全消散。橙黄色的阳光下移到渠坝上，尘土上杂乱的足迹仿佛是无数奇异的花纹。这真是一条荒唐而充满苦难的道路。有雾的天气是不会有风的，柳树低垂着一动不动；渠边的芦苇和冰草傲然地戳向天空，似乎对这些女犯不屑一顾。女犯们踏着轻捷的步子走过我们的小丘，以挑战的姿态接受我们的检阅。是的，她们的脚步还算是轻捷的，还可看出有的女犯故意忸怩作态，因为下大田的女犯全是年轻人。

    但是，如果不看她们的步态，如果她们也象芦苇和冰草那样傲然不动，谁能够相信她们是女人？《复活》里描绘踏上去西伯利亚的弗拉基米尔大道的玛丝洛娃，仿佛穿的还是裙子；我记不清那是白色的还是灰色的，总之是裙子，头上还扎着头巾。而这里的女犯们穿的却是和男犯式样完全相同的黑色囚服。宽大的、象布袋一样的上衣和裤子，一古脑儿地掩盖了她们女性的特征。她们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动物，于是比男犯还要丑陋，她们是什么？她们是女人吗？“女人”只不过是习惯加在她们身上的一个概念。

    她们没有腰、没有胸脯、没有臀部；一张张黑红的、臃肿的面孔上虽然没有“劳改纹”，但表现出一种雌兽般的粗野。很多女犯边走边嗑还没有成熟的葵花籽，用死鱼似的白斜眼睨我们，似乎还很洋洋自得，又仿佛这就是她们卖弄风情的一种方式。葵花籽皮沾在嘴的四周，象吐出的一圈白沫。我的胃突然痉挛起来，泛上一股酸水。我掉过脸去。我不能再看。她们会败坏我对女性的向往，对女人的兴趣，甚至败坏掉我对生活的希望。

    如果想到我曾经爱过的女人，我曾经欣赏过的女性的艺术形象被抓到这里来也会成为这副模样，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值得留恋？

    我背对着渠坝咳嗽起来。

    我的天！我的母亲！……

    我忍然想到，那第一个用树叶或兽皮遮住自己下部的猿人，一定是只母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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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大片的水稻田，在没有一丝云彩遮掩的烈日下蒸腾着燠热的暑气。今天是个好天。

    肥大的、中间有一条白茎的稗子的叶片，挺拔的、油光水滑的三棱草的叶片，尖利的、边缘象刀锋一般的芦苇的叶片，千千万万、无数的叶片一齐欢欣地伸向湛蓝湛蓝的天空。

    从这里到山脚下，大地葱宠苍翠，强烈的绿光很快就会使人的眼睛疲倦。

    而那纤细的、蒙着一层绒毛的稻苗的叶片却藏在稗草、三棱草、芦苇草的底下，你就用疲倦的眼睛去辨别吧。我们管的这三千多亩稻田在很早以前是一片沼泽，滋生着杂草和蚊蚋，原是大雁和野鸭的世界。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年复一年，劳改犯们把这片沼泽填平了。但是这种低洼盐碱地只能种水稻，而且水永远排不出去。斩草没有除根，荒滩虽然变成了熟地，各种各样水生植物，却因为给田地所施的肥料长得更旺、更茂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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