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国，男男女女还在一个澡堂子里洗澡哩！”

    “日本国啥！那年我盲流到上海，也是个大热天，我亲眼瞧见一伙男的女的，全在一个大池子里扑腾！”

    “没穿衣服？”

    “穿衣服啥！穿着衣服能在水里扑腾？都他妈的光着身子！”

    “啧，啧……”

    而我，却搂着我的姑娘入睡了。我把被窝留出一个空档，这里睡着她柔软的、但却是虚空的身子。

    有一次，劳改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列宁在十月》。劳改犯人看了，对瓦西里和他老婆吻别那场戏大感兴趣。

    “咦！了不得！电影影子里还吃老虎哩！”

    “嘿，抱着脸就那个啃！”

    “你跟老婆姨也啃过。嘻嘻！啃过没有？你说，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术语，劳改犯人可是记得牢牢的，随时挂在嘴边。

    “啃啥哩，脸怪脏的！我一偏腿上马，一蹦子就到河西了……”

    接吻“怪脏的”，而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却不“脏”！爱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

    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进得门来就吹灯，抱着我的小亲亲。

    嗯咦哟——嗯咦哟—— 豆大的灯光熄灭了，姑娘上过吊的屋子里黑暗如漆。劳改犯们都入睡了，打鼾的打鼾，锉牙的锉牙，呻吟的呻吟；那个把牛喂死的劳改犯哼哼卿卿地这样唱了几句，最后吧咂几下嘴，也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而在这幢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的脑海中荧荧地闪烁。啊，魔障啊，魔障！

    我不能说那是淫荡的、下流的。在我体内，在我刚过三十岁的强壮的肉体里，也蠢蠢欲动着这个魔障。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中这样写道：“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也就是说，她能把人和智慧、道德、教养、善良的天性全部毁掉，荡然无存。可是，去他妈的吧！既然早已把我当成“阶级敌人”。一次劳改，两次劳改，“反右”过去了十年还拿我写的诗“示众”，死死地揪住我不放；佛教尚讲“六道轮回，生死相继”，而我却总没有再次投胎的机会，又要那些智慧、道德、教养何益？

    我们劳改犯入睡觉时全身脱得精光，一是为了省衣裳（除了那一张黑皮，衬衣衬裤可是要自己花钱买，或是由家里寄来），二是为了不生虱子。我在被窝里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我肌肉饱满结实的胸脯，很是惴惴不安，就象抚摸着随时会咆哮起来的野兽。爱情，早已在我心中熄灭；我的爱情和我曾经爱过的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让她与我共担险恶的命运，对她弃之不顾倒是还给她自由；正是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多想她。想她反而是虚伪，这等于把感情的债务强加在她身上。并且，如果心灵被思念、被爱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我见得太多了：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跨的人，大半是多愁善感，恋于儿女私情的人。

    纯洁的如白色百合花似的爱情，战战怯怯的初恋，玫瑰色的晚霞映红的小脸，还有那轻盈的、飘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等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想主义，全部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所剩下来的，只是动物的生理性要求。可怕的不是周围没有可爱的女人，而是自身的感情中压根儿没有爱情这根弦。于是，对异性的爱只专注于异性的肉体；爱情还原为本能。感情和皮肤同步变得粗糙起来，目光中已没有一丝温柔，变得象鹰眼似的阴沉，我抚摸得到我胸腔、我腹部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我听得见它阴险的咻咻的鼻息，感觉得到一股如火焰般灼热的暗流，在我周身的脉络中肆无忌惮的乱窜。那不是我，或是我的另外一面。可是它很可能猛地冲击出来将我撕得粉碎，然后舔舔它的血唇，扑向它所能看见的第一个异性。

    我睡着了。我梦中出现了女人。但女人即使在我潜意识中也是不可把握的，模糊不清的。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我羡慕跟我睡在一间土坯房里的农民们，这个地区有早婚的习惯。在他们的梦中，他们还能重温和异性接触的全过程。这种囹圄之梦，摆脱了脚镣手铐，能达到极乐的境地。而在我，梦中的女人要么是非常抽象的：一条不成形的、如蚯蚓般蠕动着的软体，一片毕加索晚期风格的色彩，一团流动不定的白云或轻烟。可是我要拼命地告诉我，说服我：这就是女人！

    有时，女人又和能使我愉悦的其他东西融为一体：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香烟，一个酭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性的白暄暄的馒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象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很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肉质感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东西一齐坠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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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水稻的田间管理，最辛苦的是从下种灌水到稻苗在水面挺立起来的四十天中。这四十天叫做“保苗期”。“保苗期”过后，十三个人全都轻松了。我们每个人管的二百多亩稻田的苗完全出齐；三千多亩水田一片碧绿。但是劳改队并不把我们中的一些人抽调回去。熟悉手工农业劳动的王队长知道，后期田管人员的清闲，正是对前期四十天中没日没夜的辛劳的补偿。何况，这时外面正源源不断地往劳改队里送人，简直使劳改队应接不暇。“文化大革命”创造了破世界纪录的犯罪率，劳改当局天天要为成批送来的罪犯的食宿问题发愁，又何必急于把我们田管人员调回到号子去呢？

    回去挑饭的塌鼻子说，他在菜地碰见一个刚押来的犯人，告诉他，“外面墙上贴的法院判决布告，把街面都遮严了！”

    我的天！幸亏早进来了，不然这时候也得被抓进来，早进来能早出去！我们十三个人都非常高兴，以为这是命运对我们的恩典。

    “保苗期”以后，整个黄土高原陡然涂上了一层嫩绿的色棚。到处都是绿的：绿的山、绿的水、绿的田野，连空间也好象畅流着某种馨香醉人的野生汁液，鹤鸟不顾“严禁入内”的木牌，不顾带刺的铁丝网翩翩飞来，在绿色的水面上展开它们银灰色的翅膀。

    长脚鹭鸯在水田里漫步，那副沉思默想的模样，倒很象我们的王队长。野鸭在排水沟边丛生的芦苇中筑起了自己的巢，辛苦地经营着它们的小家庭。灿烂的阳光映照着水禽翻飞的花翎，辽阔的田野上回荡着它们欢快的鸣叫。野风在稻苗上翻滚，稻苗静静地吮吸着土地的营养。大自然充实得什么都不需要了，而人却渴望着爱情。

    王队长经常到稻田区来，独自一人背着手，在田埂上转来转去，检查我们的工作。

    他松松垮垮地披着一件军绿色制服，一颠一颠地，忽搧忽搧地，和一个按着弹簧的玩具一样。苗出齐了以后，我们不怕他检查，也不跟在他屁股后面。我们照常干我们的活，抓我们的鱼，捉我们的野鸭，或是躺在柳荫下补那件永远补不好的囚衣。直到有一次他满田看完了，走到我跟前吩咐我：“告诉那些婊子儿，都拾掇一下：进水口、排水口打结实，田埂细的地方加一加。大队这一两天要来薅草了。”

    我们这才忙碌起来。

    第三天早晨，我们吃完值日员回去挑来的饭，洗涮着饭盆，一个出去倒水的田管组员兴奋地跑进土坯房里来，喊了一声：“大队来了！”

    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连我在内。大队里并没有我的亲人，没有我的朋友，但那群穿黑色囚衣的团体仿佛对我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调到田管组之前，我每日每夜都生活在那里，刻板的规章制度养成了这群人有共同的习惯，共同的生活规律，以及只有我们之间才能懂得的俚语。我也莫名其妙地放下碗筷，和大家一起跑出门外。

    久违了，大队！

    清晨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太阳刚出来，橙黄色的阳光只能照到柳树和白杨树最高的枝梢；黑夜还残留在地面。从我们站的土后上向斗渠坝北边望去，一片象幽灵似的灰色的人影很快地向我们这边移动过来。随后，他们渐渐地走近了。灰色转为黑色，他们的面目也清晰起来。一张张严肃的、轻佻的、克己的、放荡的、开朗的、阴沉的、善良的、邪恶的、英俊的、丑陋的面孔，随着杂沓的脚步声，从渠坝上闪过，使人们惊奇的是什么法术居然能把各式各样绝对不同的人都搜罗到这里来，同时把所有的面孔都打上一个印记——“劳改纹”。不能说他们的脸色不好，因为在农忙的时候伙食不错。但是每张脸都带着苦行僧的萧索和老讼师的多疑。尤其是鼻翼两边的法令纹和嘴角的皱褶连在一起，构成相术上说的一个大忌，所谓“腾蛇纹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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