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我有一种回到家来的感觉，尽管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

    我躺在帆布椅上，昏昏欲睡了，但又酝酿着要讲话的冲动。

    罗宗祺继续说：“我是这里的团场长，可是给我配的搭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说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个老太婆原先是秦渠农场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当然一筢子全搂了进去。她女儿往牛棚里给她写信：妈，他们不让我加入红卫兵，咱们断绝关系吧，哪怕暂时假装一下也行。可她是怎么回信的呢？她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三反分子’，要女儿真正地——注意，不是假装的——跟她断绝关系，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不要‘温情主义’，要她坚决革命到底。结果，一个十七岁的丫头成了一个凶得叫人害怕的打手，据说打断了两个老地主的骨头。你想想，一个连妈都不认的人还认得谁？只有这样中了邪的妈才会教育出这样中了邪的女儿！

    “好。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婆，现在当了我的党委书记。我说，让农工们自己种点菜吧，这儿荒地多得是，业余开点荒，调剂调剂生活也好。菜刚长出苗，她就派拖拉机去全犁掉了。我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的一个茄子、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都是社会主义的财富，为什么不让他们种？她说，社会主义财富只能是在国营企业里生产的，个人生产的一律是资本主义。她还背了一大套语录，我当然说不过她。从此，我们两个见了面都不说话，她走东，我走西。老章，你想想，一个团场长，一个党委书记，是这样的关系，工作能搞好么，连在二者之间取个平均数都不行，双方的力量都抵消掉了，最终等于零。

    “从这点，我就推想小平。那老太婆至少还不是过去整过我的人，而小平偏偏跟整他的人在中南海里划一条船。你想想，把一群惊魂未定的人跟一群饿狼放在一条船上，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周总理还病着。哼哼！……据我看，这只能是悲剧的继续！”

    他停下手中的锤子，居高临下地瞅着我。那眼睛使我想起悲观主义的老乏羊。我也悲哀地微笑了。

    “唉！”我伸了个懒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喂，老罗，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太长了，演了十几年。不知道观众是什么感觉，我这个演员是演乏了。”

    “在中国，没有观众，都是演员！”他断然地说。“一部分演整人的人，另一部分演挨整的人，到了一定时候，又互相对换一下。你不过是演挨整的人演乏了而已。怎么样？你也想演演整人的人么？……”

    罗宗祺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长脸，如果他那对炯炯的眼睛再深一点，挺直的鼻梁再高一点，活脱是一个英国的福尔摩斯。一九七○年，我们一起蹲过两年监狱，共盖我的一床棉被，共用我的一个饭盆，因为曹学义以前的那位连队书记，连朱蜀君送来的一根筷子也要没收。在一个被窝里冻得索索发抖的时候，我曾向他说，林彪肯定不得好死！他问我有什么根据。我说什么根据也没有，只觉得他象我认识的一个被枪毙的劳改犯。这个劳改犯外号叫“四百瓦灯泡”，也是个秃头，两个人脸上的法令纹和下巴都很相似。开心地笑了一阵，便不感到那么冷了。他每天请罪有一个特别的姿势，不是低着头，而是歪着脑袋，仿佛在沉思。从他那一长串请罪词中听出来，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他就挨过整，一九五七年包庇过“右派”，一九五九年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九六六年终于被划拉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他却不知道这个“司令部”设在哪里，指挥过什么战役，于是惹恼了“好！好！好！”的“革命委员会”。

    监狱里的人都知道，如果他没有背这么多历史包袱，早已是厅部级干部了。

    “我看透了，”他骗拢腿，从房顶上爬下来，一边爬一边说，“现在最好是给自己盖个小厨房啊，打件家具啊……哎，老章，我自己用汽车轮胎绷的沙发还是挺好的，跟弹簧一样。你进屋里来试试。”

    虽然他五十多岁了，但手脚还很灵便。“我没有发胖吧？”他站在地上洋洋得意。

    “人还是应该蹲蹲监狱，一来对身体有好处；二来蹲了监狱你才知道，同志常常不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人，而是在一起坐过牢的人。”

    我们掀开帘子进屋，在他亲手做的沙发上坐下。我说：“老罗，我觉得，我们的悲剧不光是因为人和人的相互牵制，实际上是我们的制度有了毛病。”

    “是呀。可是你要改革制度首先要调整人和人的关系。”他倒着茶说，“要我和老太婆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别说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连盖个公共厕所的决议也通不过。”

    “还有理论，”我突然发作了一种幽默感，“我觉得我们现在实行的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杜林主义……布哈林主义，还有秃林主义！”我笑着说，“国民党实行所谓的‘三民主义’，我们在实行‘三林主义’！”

    “这话怎讲？”他张着嘴问我。

    “这还不明白？杜林主义，就是唯意志论、唯暴力论；布哈林主义：你听布哈林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无产阶级要机械地消灭自己的敌人布尔乔亚是容易的。但是，布尔乔亚将凭藉几倍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力量反回头来将无产阶级吃掉。因此，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经过文化革命。老罗，原来发明文化革命的不是咱们伟大的领袖，布哈林早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登记了专利权。至于秃林主义，那最简单不过了，就是搞个人崇拜。”

    “你呀，”他笑道，“怪不得你老挨整，把你打成反革命一点也不冤！”

    这时，朱蜀君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进来了，“一个反革命，一个老右倾，该上桌吃饭了！”她眯缝着眼睛笑着说，“老章，你有一年多没上咱们家来了，一定要多吃点。”

    她挺着高高的胸脯，卷起衣袖，露出胖胖的胳膊。她的女儿替她掀着门帘。简陋的砖房里顿时有了一种宴会的气氛。我忽然兴奋起来。很久没有和人进行这种聪明的谈话了，虽然我天天和羊这样说。

    “还有理论，现在搞得极其混乱！”我坐在简陋的砖房里、拿着发黑的竹筷子，吃着肉馅饺子，却象坐在会议桌上主持一个会议。“我们现在的任务，倒是真正地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比如，那个老太婆向你背《毛主席语录》的时候，你满可以用列宁的话反击她。列宁说，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愚蠢，那就是自杀。列宁连私人资本主义的商业都不禁止，何况让农工业余种点莱了。”

    “唉，那都是列宁在过去说的话了……”罗宗祺咕哝着。

    “是呀。”我微笑着说，“我们现在不正是在领袖的过去的话里打转吗？你用这位领袖过去的这句话来对付我，我用那位领袖过去的那句话来对付你。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死人抓住活人；我们现在理论发展的表现就是理论的不发展。我们如果要在这窒息的情况下谋求发展，就是善于挑选有利于发展的语录。我们的聪明才智不能用于创造，只能用于选择。这就是我们理论的悲剧；它的最后一幕就是把我们全体领进死胡同。”

    罗宗祺一面嚼着饺子，一面用心地听着。他又象请罪时那样歪着脑袋，说，“那么，照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吗？现在什么都谈不到了！只能先照列宁的话做：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我想着和我在一个连队的农工们——“哑巴”、马老婆子、黑子、何丽芳……“要叫他们能过上人的生活。然后我们才能改革我们的制度，而改革制度的最主要的基点，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八页上……”

    “哼哼……”罗宗祺用鼻孔笑道，“你背得真熟！喂，老章，你想过没有？”他严肃地说，“你应该把你学的这些心得写下来，写成论文的形式，现在没有用，将来一定有用的……”

    “我怎么写？”我苦笑了一下。“我还记得那个周瑞成吗？我现在跟他住一间房。

    原来那家伙过去是爱打小报告的。而只要我有一行字落到他们手上，我就不能到你这儿来吃饺子了。弄不好，他们还要请我吃三毛六分钱一颗的花生米。“

    “老章，”朱蜀君一直站在我们旁边督促我们吃，这时插嘴说，“你也应该结婚了吧。有个家，就方便多了……”

    “对了！”罗宗祺把筷子朝桌上一拍。“你最好有个家，自己有一间房子，你写东西有谁知道？现在正是比较松的时候，他们会批准的……”

    “为了写论文而结婚？”我笑了笑。他的女儿也在旁边偷偷地笑。

    “就是不为干什么，你也得结婚呀！”朱蜀君说，“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你。”

    “经济上到没有什么困难，困难的是——没有那一个人！”

    其实，我心里想着，那一个人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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