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你不可以一直袒护他。”他说。

　　“我没有。我在尽量保持客观，这倒未必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至少希思罗机场的安保人员应该记得见过他吧？”

　　“不记得，而且我们也想不通机场安保人员怎么会知道火灾的事。斯帕克斯对任何事都有一套说辞。他说他在旅途中经常受到安保人员的特别款待，他们经常会去登机门接他。那天有关火灾的新闻上了伦敦当天的早报，预定和斯帕克斯会面的商界人士打电话通知了英国航空公司，请他们在斯帕克斯下飞机的第一时间就转告他这个消息。”

　　“我们派人找这位商界人士谈过了吗？”

　　“还没有，这只是斯帕克斯的说法。真不想对你这么说，医生，可你别以为不会有人为他说谎。如果他是这起事件的主谋，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一定计划得极尽周密。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当他抵达杜勒斯机场准备坐飞机前往伦敦时，火灾已经发生，那女人也已经死了。谁又敢说不是他先杀了她，然后利用某种定时器，在自己离开农场后才点燃大火？”

　　“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我赞同道，“但也无从证实。除非我们能在调查过程中找到曾经使用某种遥控点火装置的证据，否则谁也无法确定。”

　　“都什么时代了，家里起码有一半东西可以当作定时器，闹钟、录像机时间显示器、电脑、电子手表等等。”

　　“没错，可总得靠什么引燃火苗吧，譬如雷管、火花、引线或火焰。如果你没别的东西需要清洗，我要走了。”我漠然说。

　　“别冲我生气，”马里诺说，“发生这案子又不是我的错。”

　　我在大门前停步，回头看着他。几绺稀疏的灰发垂在他光秃汗湿的额头，卧室里或许还堆着脏衣服，再过一百万年也不会有人替他清理。我想起他的前妻桃丽丝，想象她为家务操劳的辛苦。可有一天她忽然离去并爱上了别的男人。

　　马里诺好像被注了其他类型的血液。无论用意有多善良，工作有多杰出，却永远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这样的冲突正在一点点侵蚀着他。

　　“帮我个忙。”我用手扶着门说。

　　他用衣袖抹抹脸，然后掏出一根香烟。

　　“别误导露西，”我说，“你和我一样清楚，问题出在当地执法机关和当地的政治纠纷。说到事实真相，恐怕我们连边都没摸着呢，马里诺。所以先别急着给人定罪吧。”

　　“我真的很惊讶，”他说，“那个浑蛋千方百计想让你丢掉工作，现在却又被你当成了圣人？”

　　“我没说他是圣人。老实说，我不认为世界上有圣人。”

　　“万人迷斯帕克斯，”马里诺说，“如果不了解你，我会以为你着魔了。”

　　“这种话我不屑回应。”我走了出去，很想将门用力摔上。

　　“是啊，人们心虚时都会这么说。”他跟着我走出大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韦斯利在闹别扭……”

　　我转过身，手指像枪似的指着他。“别再说了，”我警告他，“我的事你管不着。还有，休想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否则你就试试看，马里诺。可恶，你比谁都清楚的。”

　　我走下台阶，钻进车子，故意卖弄技巧地缓缓倒车然后掉头疾驰而去，没有回头。

　　第13章

　　一

　　周一早上，一场狂风暴雨骤临。我开车到办公室时，一路雨刷急扫，还开了冷风以免车窗上蒙上雾气。打开车窗投代币券的一会儿工夫，我的衣袖就湿了。不巧的是，大楼后门入口处的车库里停着两辆灵车，我只好把车停在外面，花十五分钟冲过停车场，拿钥匙打开大楼正门。后果可想而知，我浑身湿透，头发滴着雨水，走进大楼时鞋子吱嘎作响。

　　我先査看日志，确认昨晚是否有新案子进来。一个儿童在自己双亲的床上死亡；一个老妇人死于服药过量；还有一桩牵涉毒品的枪击案发生在位于城市边缘，文化、治安日趋没落的保障性住宅区。多年来，里士满一直名列全美最暴力的城市之一，人口不到二十五万，每年发生的凶案却有一百六十件之多。

　　警方成了替罪羊。甚至当我的办公室公布的统计数据不符合政客期待，或者刑案审理拖沓时，连我也成了谴责对象。类似的非理性态度时常令我愕然，这些当权者似乎从未想过，有一门学科叫预防医学，这是遏止致命疾病的唯一途径。例如对付小儿麻痹，注射疫苗当然强过事后治疗。我合上日志，走出办公室，拖着湿漉漉的鞋子穿过空荡荡的走廊。

　　来到更衣室，我已经开始发抖，于是迅速脱掉湿黏的套装和衬衫想换上工作服，结果越急越乱。终于套上了实验袍，我拿毛巾擦干头发，随手抚平。镜子里的我看上去是那么疲惫焦虑。最近我没吃好也没睡足，对咖啡和酒精亦无节制，重重的黑眼圈就是这些恶习的体现，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嘉莉带给我的那些难以消弭的愤怒和恐惧。她的藏身之地尚未被人发现，但在我心中她似乎无处不在。

　　接着我来到休息室，看见向来对咖啡避而远之的费尔丁在冲泡花草茶。他对健康的执着让我更加沮丧，因为我已经一周多没作运动了。

　　“早安，斯卡佩塔医生。”他招呼道，似乎心情不错。

　　“但愿平安，”我边说边伸手去拿咖啡壶，“目前我们的任务不算重，就交给你了。内部会议由你负责召开，我有很多事得忙。”

　　费尔丁身着法式袖口的黄色衬衫和折痕笔直的黑色长裤，配以色彩鲜明的领带，显得神清气爽。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散发出令人愉悦的气息，连鞋子都擦得锃亮。和我不同，他从来不会让周围环境干扰自己对健康的重视。

　　“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上下打量着他说，“杰克，难道你从来没有情绪上的困扰，比如沮丧或者压力，或因酷爱巧克力、香烟、威士忌这些东西而苦恼？”

　　“一旦我开始放纵就会对自己的健康过分忧虑，”他啜着花草茶，透过水雾看着我说，“这样反而不好。”

　　随即他陷入了沉思。

　　“你的话让我想起，我最恶劣的行为大概是忽略了老婆孩子，找各种借口不回家。我实在是个不知体贴的浑蛋，他们也因此对我怨恨了好—阵。所以说，其实我也有自我毁灭的倾向。但我向你保证，”他又说，“如果你能抽出时间来快走、骑车、做做俯卧撑或腹背运动，肯定会有意外收获。”他说着走开了，又加了句：“身体就是天然吗啡，不是吗？”

　　“谢了。”我目送他离去，很后悔自己提起这个话题。

　　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罗丝便出现了。她头发别在脑后，一身利落的深蓝色套装十分符合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她把一份口录文件放在书柜上，“管制局的麦戈文刚打来了电话。”

　　“哦，”这激起了我的兴趣，“有事吗？”

　　“她说她要到华盛顿度周末，走之前想和你见个面。”

　　“什么时候？想谈什么？”我开始在文件上签名。

　　“她说待会儿就到。”罗丝说。

　　我错愕地抬起头。

　　“她是在车里打的电话，要我转达你，她正在Kings Dominion乐园附近，二三十分钟后到达。”罗丝解释道。

　　“那么一定是有要紧事。”我喃喃着，打开一盒玻片。然后掀去显微镜的塑料套，打开照明灯。

　　“你不必勉强自己见她，”一向对我呵护备至的罗丝说，“她又没有预约，也没问你是否有空。”

　　我把一块玻片放在显微镜台上，透过镜头观看玻片上的胰脏切片，那些本应干缩的粉红色细胞周边透明且疤痕斑斑。

　　“毒素消散得很快，”我对罗丝说，然后换上另一块玻片，“丙酮除外，”我补充道，“那是葡萄糖不完全代谢的副产品。肾脏的近端曲细小管内衬细胞有高压渗透性空泡化现象，意味着这些细胞不是粉红色的立方体，而是清澈、鼓胀并有所扩张。”

　　“又是桑尼·昆恩。”罗丝阴郁地说。

　　“另外，从他的长期病历报告中我们发现他的呼吸有水果甜味，还有体重降低，干渴尿频等症状，全是胰岛素缺乏的临床表现。倒不是说我不相信祈祷，但至少不像他的家人告诉记者的那样。”

　　桑尼·昆恩是个十一岁的男孩，于八周前死亡。父母是基督教科学会成员。对于他的死因，我一开始就非常肯定，但保险起见还是等到进—步的化验报告完成以后再确认。简单来说，这个男孩的死是没有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所致。而他身为基督教科学会成员的父母极力抗拒验尸，并在电视上指控我对其儿子的遗体进行宗教迫害及损毁。

　　罗丝理解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这起案件的感受，她说：“你想给他们打电话吗？”

　　“我想尽快了结，是的，我要打。”

　　她在关于桑尼·昆恩的一大叠厚厚的文件里翻找，草草记下一个电话号码给我。“祝好运。”她说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我拨出电话，忐忑不安。“昆恩太太？”接听的是一个女人。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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