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面通红地抬头看我，眼里布满血丝，充满悲凄。“我想去是因为我要亲手逮捕那些杂种，他是中了他们的圈套，你知道，对吧？调査局的通话记录显示周二下午三点十四分有个家伙打电话到局里，说他握有关于谢弗德案的线索，但只肯透露给本顿·韦斯利一个人。局里的人拿老一套应付他，这也难怪，这种人多了，他们总以为自己很特别，非要直接和他对话不可，谁知道那个家伙很有一套说辞。他说——我可是一字不漏地照录：告诉他是关于我在利哈伊医院见到的那个怪女人的线索。她就坐在凯莉·谢弗德隔壁的餐桌旁。”

　　“可恶！”我怒气冲冲地吼道。

　　“据我们了解，本顿拨了这浑蛋留下的电话号码，结果发现是那家起火商店附近的公用电话，”马里诺继续说，“我推测本顿去见了那家伙，也就是嘉莉的变态同伙。他始终不知道那人是谁，直到砰的一声！”

　　我心头一震。

　　“他们用枪或刀抵着本顿的喉咙，给他戴上手铐，还上了两道锁。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是个执法人员，一般人不懂得两道锁有什么用途，可他非常熟悉。通常警察逮人时都只把手铐的卡榫扣上，挣扎得越厉害，手铐就卡得越紧。但如果人犯能找到发夹之类的东西把棘齿弄松，或许就能把手铐解开。而一旦上了两道锁，那就门儿都没有。除非用钥匙之类的工具，否则绝对无法挣脱。本顿应该当场就明白这点，不幸的是，和他打交道的人也是个中老手。”

　　“够了，我不想再听了，”我对马里诺说，“回家去吧，拜托你。”

　　我头部一侧开始隐隐作痛。自己何时会脖子痛、头痛，或恶心想吐我向来非常明了。我把马里诺送到门口，知道自己伤了他的心。他满怀痛苦却无处宣泄，是因为从来不懂该如何表达情感。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否真正明白自己的感觉。

　　“你知道，他没有走，”我开门时他说，“我不相信。我没有亲眼看见，我绝不相信。”

　　“他不久就会被送回来的。”我说。知了在黑暗中哀鸣，门廊灯四周飞舞着蛾群。“本顿死了，”我说，不知力量从何而来，“如果爱他就别抗拒这个事实。”

　　“他总有一天会忽然出现的，”马里诺提高声音说，“等着瞧吧。我最了解那臭小子，把他摆平没这么容易。”

　　但本顿的确被这么轻易地击倒了。这种事并不稀奇，就在范思哲买完咖啡和杂志回家的途中，或者黛安娜王妃没系安全带的那一刻。我看着马里谱开车离去，然后关上大门，打开防盗系统。这似乎已成了条件反射，且不时会带来麻烦，尤其在忘了屋里的枪支已经打开滑套时。露西没有开灯，正瘫在客厅沙发上看艺术和娱乐频道。我在她身边坐下，将手搭在她的肩上。

　　我们无言地看着电视里开始播放一部关于拉斯维加斯早年间帮派的纪录片。不知露西此刻在想些什么。我有些担心，她的想法迥异于常人，独一无二，无法以任何心理疗法或直观法则加以剖析，这是自她出生起我就明白的事实。她没有说出口的才是重点。而这段时间，她已经不再提起珍妮特了。

　　“我们去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机长小姐。”我说。

　　“我在这里睡就可以。”她摁了下遥控器，调低音量。

　　“不换睡衣？”

　　她耸耸肩。

　　“如果我们能在九点钟到达希罗机场，我打算在那里给柯比打电话。”

　　“要是他们说别来呢？”露西问。

　　“我会告诉他们我已经出发了。纽约市目前由共和党执政，必要时我会请老朋友罗德参议员介入，而他会找卫生部门和市长理论。我想柯比不会乐于见到这种事。那么倒不如让我们降落，你不觉得吗？”

　　“那里没有地对空飞弹吧？”

　　“有的，名叫病患。”我说。这是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开怀大笑。

　　我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只知道六点整闹钟铃声大作时，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发现自己从午夜起就从未醒来过。这意味着创伤复元和重生是我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沮丧如一片透明的薄纱，我已隐约透过它看到了希望。本顿期望我这么做，而不是为他的死复仇，是的，那不是他乐于看到的。

　　他希望马里诺、露西和我能免于伤害，也希望我能保护那些陌生人的生命——那些在医院工作或担任模特，只因偶然闯入一个怪物的邪恶视野，点燃了其忌妒的熊熊大火，竟至惨遭毒手的无辜男女。

　　露西天一亮就去慢跑了。我担心她独自外出，但知道她的腰包里装着手枪。我们都不愿因嘉莉而乱了生活步调，尽管她似乎稳操胜券。如果照常生活，我们可能死去，而如果由于恐惧而停滞不前，不仅难逃一死，甚至可能生不如死。

　　露西回来后跑进厨房找我。“外面还平静吧？”我问。

　　我把咖啡放在餐桌上，和露西坐在桌边。她的脸和肩膀淌着汗水，我丢了条毛巾给她。她脱掉鞋袜，这一场景让我猛然忆起了本顿。他慢跑后常喜欢来厨房逗留，坐在那里做同样的事情，和我聊着天等身体冷却，之后再去淋浴，重新躲进干净的衣服和缜密的思绪里。

　　“温莎农庄里有几个人在遛狗，”她说，“附近连半个人影都没有。我向岗哨的保安询问有没有新状况，像是又有出租车或送比萨的跑来找你，或者奇怪的电话、可疑的访客之类的。他说没有。”

　　“很好。”

　　“该死，我不相信那些也是她干的。”

　　“那么是谁？”我有些讶异。

　　“要知道，有些人可并不怎么喜欢你。”

　　“牢房里一大半人讨厌我。”

　　“还有一些没坐牢的人，至少目前没有。例如那对为儿子的事对你怀恨的基督教科学会的夫妇，你想会不会是他们在捣鬼？故意派出租车、工地垃圾箱卡车来骚扰你？或者一大早打骚扰电话恐吓可怜的查克？停尸间助理被吓得不敢单独留在大楼里，或者更糟，直接辞职，这些够你伤脑筋的了。狗屎，”她又说，“无知又可怜的胆小鬼才想得出这种卑劣的伎俩。”

　　这倒是我从没想过的。

　　“他现在还经常接到无声电话吗？”她啜着咖啡瞟向我。水槽上方的窗口映出雾蒙蒙的蓝色地平线，上面浮着一轮橙红的太阳。

　　“我会査个究竟的。”我说着拿起话筒，拨了停尸间的电话。查克很快就接听了。

　　“停尸间。”他的声音略显不安。此刻还不到七点。我猜办公室应该只有他一个人。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

　　“哦！”他松了口气，“早安。”

　　“査克，你现在还经常接到那些无声电话吗？”

　　“是的，医生。”

　　“什么都没说？连喘气的声音都没有？”

　　“有时我好像能听见车流声，对方像是打的公用电话。”

　　“我有个主意。”

　　“请说。”

　　“下次再接到类似电话，你就说：早安，昆恩先生，昆恩太太。”

　　“什么？”査克困惑地说。

　　“照做就是了，”我说，“我有种预感，这么一来就不会再有这类电话了。”

　　我挂断电话，露西大笑不止。

　　“高明。”她说。

　　第21章

　　一

　　早餐过后，我在卧室和书房间徘徊，仔细盘算着该带的物品。铝制工作箱是必需品，这已成了我每趟旅行的习惯，另外还带了过夜用的长裤、衬衫和盥洗用具，将柯尔特点三八手枪也塞进了手提包。我还从未想过要将枪支带往纽约，在那里这么做是可能坐牢的。上车后，我把带枪的事告诉了露西。

　　“这叫情境伦理，”她说，“我宁可被捕也不要死掉。”

　　“我也这么想。”一向遵纪守法的我说。

　　希罗机场位于里士满国际机场西侧，专门提供直升机包机服务。一些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都在此设有自己的起降场，空中国王直升机、李尔喷射机和西拉尔斯基直升机随处可见。我们的贝尔喷射直升机正停在机库里，露西前去检查，我则在库中找到一名职员，他友善地应允我使用他的办公室电话。我翻开钱包拿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电话卡，致电柯比法庭精神疗养中心行政办公室。

　　二

　　行政主管是位名叫莉迪亚·恩索尔的女性精神科医师，接电话时显得相当多疑。我试图向她解释自己的身份，但被她打断了。

　　“我知道你是谁，”她带有中西部口音，“我完全了解目前的状况，也很愿意尽力配合，但我不太清楚你的目的，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对吗？”

　　“是的，也是烟酒枪械管制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法医病理学顾问。”

　　“当然，他们也和我联系过了，”她听起来十分困惑，“这么说你是在寻找某起案件的线索？关于某个死者的？”

　　“恩索尔医生，目前我正在调查好几起案件之间的关联，”我答道，“我有充分理由怀疑嘉莉·格雷滕极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些案件，甚至在她还待在柯比期间就开始了。”

　　“不可能。”

　　“显然你不太了解这个女人，”我坚定地说，“至于我，我职业生涯中的一大半时间都在研究她犯下的暴力案件，从她和高特在弗吉尼亚行凶到高特在纽约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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