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把挨“骂”的事告诉给县上的领导同志。他们说：“现在就是那样，因为包与不包的庄稼长势相差得太远了，老百姓心里不平。”如此等等，又一次增加了我要坚持搞农村改革这件事情的信心和决心。

　　1979年7月，我又到碧岩、文峰、云田等公社了解31个包产到户试点生产队的情况，看到情况很好。到11月份，又将试办生产队扩大到63个。由于试办队分布在全县各个公社，又是在县委领导下公开进行的，在本县和邻县的周边地区的反响很大。有些临近的县不理解，提出要“挡住陇西县资本主义歪风”。但广大农民拍手叫好，说咱也要搞包产到户，搞了包产到户就少挨饿。顺应这种民情，结合国家和省上政策变化，陇西县委县革委于1980年3月初制定并下发了《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管理办法》，进一步在全县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铺开包产到户。1980年9月，县委县革委制定了《关于包产到户几个具体问题的补充意见》。1981年2月21日至27日，县上两级干部会议强调继续完善生产责任制。就在全县铺开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次开会都研究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从公社同志的汇报中发现全县只有三个老支部书记公开不赞成大包干生产责任制，除此之外，在县上的领导班子、各级干部中没有听到公开反对的声音。对三个有不同意见的老支部书记做了一些思想工作，指出千说万说要老百姓吃饱肚子，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的任何政策，人民是不会拥护的，不管你对人民公社有什么样的感情。

　　群众对包产到户十分拥护，热情极高。有一天傍晚，我从水泉公社到云田时，天已经黑了，路上无法行走，把车陷在沟里出不来了。我让司机看着车，我到公社叫人帮助推一下。正说时，一群种完庄稼的社员走到我们旁边，听说是县委书记的车被陷，他们说“县委给咱搞包产到户哩，赶紧帮忙推车”。这是一件小事，可说明我们的政策，符合了群众的心愿，群众的心和我们连在一起了。

　　在包产到户的全过程中，我十分在意上级的动态，也十分注意干部群众的真实心愿。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帮我判断情况。如果我们实行的政策，群众反对，那就站不住脚。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拥护，我们就有靠山，我们就用群众的心愿感动上帝。所以，我经常了解各阶层的真实动态。了解的唯一的办法是“私访”。因为私访能了解到群众的真心实意。有一次，我到永吉公社去下乡，在顺路的地头遇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农民在劳动，我就过去直接问他，群众对包产到户有什么意见。这一问，立刻提起了这位农民的精神，他开口就说，现在可好了，包产到户了，我们全庄子的人，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像“疯”了一样，睡下急着等不到天亮，一心想着下地劳动，跑光阴；天黑了，在地里干着不愿回家，生怕比别人跑的光阴少、富得慢；劳动起来，恨不得把“土地爷”都挖出来。没有搞包产到户前，公家的庄稼地半地是草，可社员都熟视无睹，而现在，社员的承包地里连一根草根根都不留，家家都把承包地里抛出来的草根扔在塄干上往干哩晒，不让各类草复活，你说现在此事多好。这位农民的话，出自真心，确是肺腑之言，一点虚假都没有，我完全相信。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位农民的声音，我相信，他的话是陇西三十多万人民对包产到户对与否的肯定和回答。三十年过去了，我感到这件事似在昨天发生，那位农民的话还在耳边回荡。如此真心的表白，当时在陇西的城乡、机关、学校、田间地头，随处都可以听到。什么是群众拥护？群众的积极性表现是什么样子？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鱼水情，用什么来衡量？那时，你到群众中去，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机关、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能体会到那种真真实实的快乐、和谐、党和人民群众那种血肉关系。民以食为天，因为他们能吃饱饭了。

　　到1980年的下半年，全县81％的生产队已实行了包产到户。由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县上的一些同志开始担心我们的做法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在一次地委的扩大会议上，我不作一点保留地把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作了汇报。有人在地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包产到户破坏集体经济等。地委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对陇西搞的事（指包产到户），地委研究了，地委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会后，我向有关领导请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说：“反正你们去搞。”我理解：是领导不便于说赞成，是默许我们的做法。此后，有一位领导公开讲：我不去陇西，我去陇西让我说啥，是说陇西做得对还是做得错。这时候，县上来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同志，如新华社、新华社甘肃分社、甘报社农村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等，最多时有十五六个记者。这些记者，有的住了一星期到十几天，有的住了一两个月。经过调查，这些新闻媒体的同志都支持县委的改革措施，他们都发出新闻进行报道。《甘肃日报》连续发了许多文章，一是前面提到过的1979年4月1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二是1980年5月16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社员喜欢大包干——陇西调查》，文章指出：陇西县从去冬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大包干式的联产责任，到目前为止，实行这种办法的队已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1％，这种形式责任明确，简便易行，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三是1981年1月14日，《甘肃日报》发表《变化与效果——陇西县采访见闻》，文章指出：实行联产责任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社员多劳多得。第二是能够同时因地制宜安排种植、安排劳动力，做到真正科学种田。第三是能够有效地降低农业成本，做到增产增收。第四是能够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四是前面提到的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目为《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陇西县农村集市贸易调查》的文章。五是1981年4月27日《甘肃日报》刊发的《包干到户责任制收效好》，文章指出：农民说实行包干到户不欠公粮，不吃回销，肚子能吃饱，国家少打扰。干部说包干到户的办法简单，责任具体，利益直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就在我们公开试办包产到户的过程中，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甘肃干部张浩来信》，主要内容是说包产到组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不能搞包产到户，对已包的要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上去。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名的“张浩事件”。我看了报道和编者按后，思想上压力很大。

　　记得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我说：“在去云田的路上，我向地里劳动的一位老百姓说，咱搞的包产到户上面政策不允许，怎么办呢？那位老百姓脱口而说：张书记，你不要害怕，咱陇西全县这么多人口，如果把你们押在监狱里，那我们轮流给你们送饭。可《人民日报》上又那样说，咱搞的这包产到户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做错了？”陇西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张国杰说：“你看，反正这个事情，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来，如果将来真要坐监狱，咱就集体去坐。”那时候，《人民日报》是那样的态度，我们的所作所为又没有得到省委、地委的明确肯定，我们感到压力非常大。好在我们县委内部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越是上面的压力大，下面干部的凝聚力就越强，县委在全县说话也灵、办事也灵。1979年8月，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来陇西县调研，我陪同他到福兴梁上看的时候，他很爽快地给我撂下了“你怎么不把这地方早包产到户了”的一句话。话虽是这么说，可事情总归还是事情，我的顾虑依然十分严重。不但我和县委的同志有压力，就是当时在陇西县搞调研的记者都有压力。因为他们都发了表示支持包产到户的新闻稿件。1980年，新华社的一位记者临走时对我关切地说：“据我们新华社内部消息，中央最近可能要有态度了，你要注意看大《内参》。中央要有态度，首先是在大《内参》上发出来，文件上来得较迟。”从此，我特别注意翻看每期来的大《内参》。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有一期大《内参》，好像是5、6月的大《内参》上写着：当农业部门的同志汇报到一些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依然很困难，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时，姚依林副总理说“我看索性把整个贫困地区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说“我看可以”。我看到这个天大的消息，兴奋得独自一人大喊“天呀，我有政策依据了”。顿时，我感到千斤重的担子一下卸下了。我立即让办公室主任李克勤拿上这本大《内参》，给每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把《内参》内容一一念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中央领导说的话。对县委常委会的成员，我说：对于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都说话了，咱们是姚依林、邓小平同志说的贫困地区，咱啥也不用怕，有人反对就让他反对去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完善制度，再往好里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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