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县委开常委会。张自强同志说：“在我去云田公社下乡，与地头干活的老百姓商量包产到户的事，议论这样做对不对时，一位老农亲切地对我说：‘张书记，你不要怕，上面说你错了，判你坐牢，有全县人民给你送饭哩。’大家说说，我们试办的包产到户到底对不对？”这时候，我才知道张自强同志是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带领我们在陇西试办包产到户的。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张书记，你不要担心，要你坐牢，咱们大家集体去坐！”为什么这么说哩。说实话，我是个直性子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说话毫不保留，更毫不掩饰。当时，我就想：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是不成的，而且过去的实践证明自留地比公田长得好。现在碧岩、云田、城关等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偷偷搞包产到户的实践，也证明包产到户的增产效果明显。我们不是为解决群众吃不饱饭才这样干的吗？难道寻找解决群众吃饭问题的探索也有错误吗？退一步说，就算我们错了，违犯了政策，总不能把一个县委的人都放进班房，就是现在把我们押下、让我们去坐牢，也不会时间太长，你总要把我们放出来。因为毕竟我们是为群众为大家吃饱饭才坐牢的。况且，我多年在公安局工作，也当过多年的公安局长，共产党的牢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坐就坐一下嘛。大教育家陶行知说，做人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一根草去”。我们何不以这样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一试呢？那时候，我们豁出命着哩。

　　记得大概是1980年5、6月份，我们从传达的上级领导讲话中听到姚依林副总理和邓小平的对话内容。姚依林说：“我看索性把整个贫困地区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说：“我看可以。”听了这样的讲话，我们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多。两个中央领导的谈话一传达开，全县包产到户的步伐就加大了，全县很快就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了。

　　——根据2009年3月27日夜在定西的采访整理

　　◆红崖湾是1978年秋季搞土地承包的

　　阿应俊口述 张全有整理

　　我已经是七十二三岁的人了。我们队上已经多年没有来过县上的干部，更不要说地区的干部了。你们今天能来我们队、能来看我这个老汉，我很高兴。说实话，你们看到现在我们住着一砖到底的砖房，顿顿吃着白面，时不时吃炒菜，喝点小酒，有沙发坐，有彩电看，地上铺着地板砖，房顶上打了说不上名的新型材料顶棚，娃娃上学不要钱，耕种庄稼不缴税，过着舒坦得很的日子。但三十年前，可很困难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着衣不蔽体的破烂衣，住着土墼子箍的窑。庄子上有办法的人都想办法逃出去了，去要饭要馍，去寻活路。

　　我早年在省城林业学校上过学，“文革”时期下放到家乡当农民。由于有点文化，就在队里当上了会计。由于当着干部，平常就能与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接上头。记得1977年，碧岩公社新来了个书记，叫袁志茂。据说，他是个复转军人，出身受苦人家庭。他头一次到我们队上来检查工作时，看到我们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领导全庄人把土地给偷偷地承包出去。承包土地的时间是1978年秋季。因为我们这里种的庄稼主要是冬小麦。秋季正是种冬小麦的季节，当时的土都闲着。当时，我三哥何万俊是生产队长，承包会是在何万俊家开的。在会上，袁书记对社员说，红崖湾这个队小，而且偏僻，现在大家没有饭吃，是个远近有名的要饭队，大家对集体生产不积极，咱们干脆把土地试着分开，承包到户，各干各。看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全队人异口同声表示赞成。

　　当时，袁书记就给我们定下了三条死纪律：一是严格保密，对外统一叫分开干活，其实是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外队人讲分开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二是明年夏秋两季打的头场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三是绝对再也不能吃回销粮了。

　　耕地大致是按照地块分的，大约是每人十亩地，先是分山地，让大家在同一块地里种同一样农作物，这样就不容易让外队人发现。最后分的是油菜地。在土地的划分上，是陡地搭平地，薄地配肥地，不把整块地分开划到几家子，以避免外队人的猜测。

　　牲口也分开了。记得那年给我家分了一匹马。我的弟兄家，有的分了牛，有的分了骡子。

　　包产到户的效果确实好，一下子把大家干活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人们干活的劲头一下子很大了，操的心也多了，收成也好了，吃上饱饭了，慢慢过上好日子了。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何应俊老人对我们采访的人员说，他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视力不成，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一下家乡的变化，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变得多繁华，看看人们在过上好日子后的笑容。从他的谈话中，我也了解到他按照国家实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交了个人应当承担的部分资金，他能够享受国家补贴，但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办理申请手续。他特别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帮助一下我，让我的眼睛亮起来。为此，我们采访人员特别叮咛随行的镇政府干部一定帮助老人做复明手术，一定了结老人的心愿。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编著者又向陇西县委分管卫生医疗工作的有关同志提起此事，希望留意操个心，帮助何应俊老人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2008年11月14日和2009年5月7日采访整理

　　◆当年的红崖湾是一块地分一户人家的

　　王桂芳口述 张全有整理

　　我叫王桂芳，你们说实行土地包产到户已经三十年了，可我们山里人为跑光阴，早已不记得了。实实在在地说，与30年前相比，我们的日子好多了。家住在你们看得见的宽敞的四合院和错落有致的青瓦房里。院子也用水泥硬化了，平时总是很干净，连一点土一根柴草找不见。满屋檐下堆放着金黄色的玉米棒子，粮仓里存放着足够四口之家吃两三年的粮食。炕上的被褥厚厚的、新新的，还有毛毯。客房里摆放着结实而不落伍的家什，还有醒目的大彩电。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这与包产到户有很直接的关系。

　　说起包产到户，我记得我们队先是从阴坡队分出来，1978年重新建队。那一年，队上就将土地分到户种植。我们这个队地多人少，分地是一块一户人家分的，不是将一块地分成几绺子分给几户的。这样分，别的队不容易发现。1978年后半年就包产到户。记得1979年我的老公公去世。照以前，我们根本没法把老人抬出门。而这一次，由于包产到户，当年收成好，就吃着麦面和胡麻油，很宽裕地把亲戚给招呼了，体体面面地把老公公给抬埋了。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开始，队上的干部把地分开，叫一家一户耕种。但社员们感到不长久，希望永远分开。有一天晚上，县委书记给我们来开会，最后他说：来年，你们继续分开种地。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当时，这里种植的主要作物是冬小麦，种植极小面积的胡麻等秋季作物。

　　——根据2008年11月14日采访王桂芳的录音整理

　　◆我曾目睹的陇西群众生活困难情景

　　文淑芳

　　我是个陇西人，22岁的时候，到生活生产十分困难的水泉公社（就是现在的渭阳乡——编著者注）工作。在那里，我工作了两年，大体是1972年12月到1974年12月。在这整整两年时间里，我耳闻目睹了农民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家乡的贫困情景，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经常出现在梦中，让我感到痛心，难受得哭泣。多少年来，对于家乡父老的辛酸生活，我感到不堪回首，把它严严实实地封存在心底，很少对人提起过。

　　去年，大概是12月15日下午临下班时，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张全有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原陇西县委书记张自强同志来定西，请我陪老书记一起吃顿便饭。我问是怎么一回事情，他说今年全国上下都在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活动，他采访了张自强同志，写了一篇有关陇西实行包产到户的文章，过两天要发表，请张自强来定西，就有些情况做进一步核实。由于我以前和张自强的妻子杨秀花共过事，与张自强书记互相也认识，就请我去陪一陪，叙一叙。

　　听后，我感到很高兴，一来张自强夫妇是以前的老熟人，已经近三十年没见过面，真是很想见，二来全有同志我也比较熟悉，还曾一同到省委党校学习过，也想一起坐坐。就立即赶到市委宾馆，直奔餐厅。饭菜很简单，但气氛很融洽。尤其是电视台的朱常青同志将胡锦涛同志2006年腊月30日去大坪村与村民一道剪下的剪纸“回娘家”送给张书记时，张书记高兴地不断欣赏，并说：“这真是真实地再现了陇中妇女回娘家的情景。”饭桌上，年近八十高龄的张书记，看上去精神十分很好，思维很是敏捷。我与他说了三言两语的客套话后，就不经意地回忆往事，把话题说到当年陇西群众生活困难上头来。在坐的市委副秘书长金钟同志、朱常青同志和全有同志，大概听到我俩扯出往年群众生活困难的沉重话题，只是听，很少插话，似乎生怕打扰我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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