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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动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加快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摆在县委一班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回顾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有深刻和沉痛的教训,全县死亡人口有4万多人,外流1万多人,浮肿1万多人;大牲畜死亡3万多头,占总数的一半还多。1960年全县粮食单产只有424斤,总产4358万斤。面对十分严峻的局面,当时的县委、县人委在1962年5月制定了《恢复农业生产的九条临时措施》:适当放宽“小自由”,实行粮食征购大包干和口粮按劳分配;允许社员借种5%~7%的集体耕地2年~3年;允许社员开垦不超过自留地1倍至1倍半的荒地耕种,3年~4年不计产量,不计征购任务;大牲畜分户包养、分养和集体小槽喂养,划拨3%~5%集体土地作为饲料地;允许劳力、畜力比较宽裕的生产队到土地宽广的地方“拉吊庄”;粮食征购核定基数,一定三年不变;居住分散的边远山区生产队可以设置包山组、包山户;开放农村集贸市场,允许社员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1958年割“私有尾巴”时没收社员的树木退还社员。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1963年粮食单产达到99.95斤,总产达到9876万斤。实践告诉我们,只要群众有了积极性,生产就会很快恢复和发展。
1979年春,县委总结了长期以来生产队劳动组织上的“大帮活”、评记工分上的“大概工”、分配上的“大锅饭”等挫伤社员劳动积极性的弊端,开始推行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为了使责任制的实施更为规范,县委拟定了《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实行管理办法(试行草案)》,发到生产队作业组执行。生产队向作业组实行三定:定工分、定产量、定投资。作业组向生产队负责四包:包计划、包征购、包积累、包提留。全县1884个生产队,划分作业组6294个,占生产队总数的81.2%。个别队还秘密实行包产到户,效果更好,一年翻身。所以社员对大包干作业组普遍表示满意,但并不满足,觉得政策虽然放宽了,但还没有完全放开,更欢迎的是少数队已经实行了的大包干到户。
大包干到户,长期以来是个“禁区”,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历史上的“三自一包”,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曾经实行过的《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临时措施》所起的积极作用,人们记忆犹新,但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是三个可以,一个不许,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允许分田单干。这时县委书记张自强和我交换了意见,我知道他是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的,我表示坚决支持。我说,我是你的助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承担。当时在全县推广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广大群众肯定欢迎,而《人民日报》及农业部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均载有署名文章在批判。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1960年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共产党领导几十年,人民吃不饱饭,这样长期下去总不是办法。群众中有一种流传说:“社会主义好,就是人民吃不饱。”这不是不满,而是客观现实。邓小平同志讲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冒一些风险也值得。意见一致后,就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县委一班人没有一人反对,一致表示赞同。1980年7月,县委召开七届三次全委会议,进一步统一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制定了《关于大包干到户责任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决定在全县推行大包干到户,即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会后,全县有领导有步骤地全面开展大包干到户的落实工作,到10月底,除雪山公社的林家门、文峰公社的迎春堡三队、城关公社的东巷队外,全县2226个生产队全部实现了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当年农业大增产,粮食总产达7000万公斤,比上年增加3000万公斤。第二年春节,剩下的3个队也实行了大包干到户责任制。1980年的9月,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干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至此,干部解除了担忧,群众吃了定心丸。
——摘自中共陇西县委党史办公室2008年10月编印的《奋斗的足迹》中陈得录同志的《陇西工作的片断回忆》一文,题目系编著者所加
◆县委在实行包产到户中敏锐、坚定、放手
史继宗
曾先后任陇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史继宗,在2007年5月审阅中共陇西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奋斗的足迹》一书时说:
这3年的农村改革三步骤,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思想解放的初期能有如此大动作,确属不易,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这3年的改革特别是家庭承包制,可以说是党在农村工作上的大突破、大转折,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
县委在3年里,政治上敏锐、坚定、放手,工作上调研扎实、指导到位。自强书记在这几年里多在村社调研,事例不胜枚举。他搞调研总是去最边远、最偏僻、最困难的村社。他拄一根木棍,戴一顶草帽,穿一双胶鞋,走遍了各个山头角落。自强书记调研,尽量选择步行,和农民面对面接触。县上的各位领导,也都像班长一样,重视调查研究。总之,3年改革体现了县委的工作水平和驾驭能力。
——摘自陇西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崔云海撰写的《农村改革的兴起》一文,题目系编著者所加
◆多为群众做些事总不会出大问题
张国杰口述 张全有整理
你就是写《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前前后后》一文的张全有吗?那文章写得实在、真实。那张《定西日报》我还保存着,我取过来,你看看。最近,我逢人就讲这篇文章中所记录的事,个别老同志还反讥我:“又不是你干的,再说也超不过小岗村。”如此等等。我总在纳闷,现在的人是怎么了,尤其是一些老同志怎么这样讲话哩。碰了几次鼻后,我再不对人讲这些了。你今天能来采访,我很高兴。
我是1962年8月从省委党校调陇西县公安局当局长、党组书记的,1963年任县委常委的,之后又在商业局工作几年,在陇西工作了21年,1971年1月又当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1979年1月在中共陇西县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为县委副书记,1981年1月在陇西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为县人大主任的,1983年离开陇西调任定西地委政法委副书记,最后在定西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已退休十年了。回忆一生的工作,对陇西搞包产到户的事算最有说头。
陇西县的包产到户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搞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但记得是在广大群众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搞的。那些年月,每当到岁尾年头时,每当县委组织搞春节慰问时,每当我们给困难群众拜年、送救济款和救济粮时,许多群众难为情地诉说:“感谢党的恩情,本不该在你们来拜年时哭穷,但我们的日子实在难过,就是在这年关之际,也没给娃娃做件过年穿新衣服的钱,也没有能让娃娃饱饱吃顿年饭的白面,这年根本没法过。你们说到底怎么办?”听着这一类话,我们经常感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时候能让群众吃饱饭穿暖衣?”
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是陇西最早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据说是秘密进行的,一开始只有县委书记张自强和公社书记袁志茂知道,我不知道,是后来听人说才知道的。
全县公开试办包产到户,是1979年的事情。那时候,县委书记张自强是我们县委班子中文化程度最高,胆量最大,最爱思考问题的人。他经常下乡,到农户中去了解情况,十分关心群众生活。在我的记忆中,他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经常下乡了解群众生活和搞调查研究,二是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经常到地区和省上要救济粮和救济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张自强经常说:“老百姓饿到这种程度,我非向上级要粮不可。给不给是你的事情,要不要是我的事情。要在我,给在你。”由于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把群众的事情当事情,当时的县委班子成员非常团结,非常支持他的工作。记得先后担任革委会主任、县长的陈得录同志很配合、很支持他的工作,先后担任陇西县委常委、人大副主任的曹宗周经常说:“张自强是个称职的县委书记。”我也认为张自强是个对人民很负责任的党的县委书记,他不是看重自己的乌纱帽,更看重群众的利益。所以,我们大家都同意张自强提出的在全县试办包产到户的事情。【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我当时分管政法工作和县委机关,很少到农村去,对试办包产到户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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