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组织集体生产不容易，管理集体经济则更需要相当程度的会计水平。在许多群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条件下，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必然造成大量集体经济财务管理的混乱。据调查，定西地区10124名会计人员，能记上账的6034人，工作能力差到干脆不适合做会计工作的4090人，占40％。该地区去年调查了7148个生产队，其中账目较清楚的有3337个队，大致有账的3023个队，账目混乱不堪的有788个队。据陇西县1977年调查，全县生产队会计，业务生疏到不会记账程度的占30％左右，财务混乱、不能按时向社员公布账目的约占41％。其实在这些经济困难、文化落后地区，会计即使能算清账，能按时公布，群众也看不懂。我们接触的许多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能说得上去年分配大致情况的没有几个。这种情况下，“民主办社”必然成为幻影。

　　第三，在物质生活资料普遍缺乏的贫困条件下，集体经济管理和财务的混乱，必然给少数人多吃多占和挥霍浪费集体财产、浑水摸鱼提供可乘之机。定西县去年在1872个生产队搞了财务检查，其中有经济问题的（贪污、挪用或缺款不清）就有192个队，占10％以上。临洮县新甸公社新甸大队的五个生产队，从1966年到1975年，十年时间竟干脆没有记账，分配时有多少分多少，多拿的就多拿了，少拿的就只好少拿。靖远县水源公社陡城大队20个生产队中，有14个去年没有分配账目，钱在谁手里是谁的。据陇西县云和公社1977年统计，全社用于请客送礼等不合理开支，粮食4910斤，洋芋15．59斤，买烟、茶、酒等花现金872．52元。该社双湾生产队因侦察失盗小麦550斤一案，又吃掉粮食550斤，洋芋1040斤，尚未破案。碧岩公社庞坪生产队队长贾思义，在社员没米下锅的情况下，还两次贪污476元。我们听到不少干部群众反映说：如果再搞一次“四清”，问题肯定会比当年大得多。

　　第四，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基本生产过程尚无需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用行政办法集合起来的集体生产中的人为的分工，只能对农业生产起到阻碍作用。首先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脱离直接生产劳动，已成为群众的沉重负担。很多群众气愤地说：“我们过去几个村养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活几个保长。”据我们调查，情况确实如此。例如榆中县上庄公社，26个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前属三个半保，有保长、保队副、保丁十余人；新中国成立初原三个乡，也只有干部十名左右；目前，按实行包产到户精简之后的编制计算，除去18名公社干部外，还有拿固定补助的6个个大队干部26名，49个生产队干部98名，三项合计142人。如果算上民兵干部、妇女干部、共青团干部、社办企业干部、计划生育等其他干部的补助，群众负担就更多了。另外，在三级所有的体制中，各种企事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平调，各种人为的专职分工，普遍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更成为农业生产者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例如陇西县渭河公社1977年共有3906个劳动力，实际上在农业生产上的仅有2224个，占57％；该社渭北大队1354个劳力，抽调外出（大都是精壮男劳力）的合同工、临时工，公社、大队企业工、水电工、扩路工、护林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和各种非生产人员共508人，长期有病和其他原因不能劳动的135人，农业生产上只剩下711个劳动力，占57．5％。我们还调查了渭源县祁家庙公社布世生产队，该队52个劳力中有男劳力35人，最好的男劳力中有养牲口4人，放牛2人，养羊2人，开磨面机2人，开手扶拖拉机2人，护林员2人，赤脚医生1人，林场和公社医院的合同工2人，民请教师2人，长年基建队（1978年取消）5人，再加上基本脱产的正副队长2人，会计1人，保管1人，记工员1人，共计29人，真正在农业生产上的男劳力只有6人，其余全部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老百姓曾自嘲说“我们是3861尖兵部队”（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不唯宁是，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干部和专职人员，不仅要从生产队分粮食，而且工分普遍比农业第一线的妇女，儿童、尖脚老太婆挣得多，还要农业生产来特殊养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五，干部和专职人员的补贴，生产费用的浪费，不合理的开支和挥霍，上级企事业的平调以及部分干部多吃多占和贪污挪用，最后，都要由社员群众负担。这就必然增加集体经济的提留，减少社员分配。据我们调查，许多地区的社员分配（其中还包括队干部和专职人员的补贴），一般都不能占到当年总收入的60％。例如渭源县1977年农村可分配总收入22341045元，扣除生产费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社员分配的只有11831942元，仅占53％。该县1977年粮食总产131205427斤，集体提留39071826斤，占去30％，其中仅所谓“其他”一项就有1696139斤，社员分配只有76871696斤，占总产的58％。就在这不到60％的分配额中，社员的劳动所得，仍少得可怜。例如陇西县花园生产队1976年参加分配的总工分25682个，除去合同工、民请教师、大队干部补贴、饲养员工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和820个肥料工，真正参加农业劳动的社员所能分配的工分只有16392个，占63．1％。就是在这两次折扣之后剩下产品分配中，又普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人就有一份口粮，多劳不能多得。即便承认少数劳多人少户有多得的份额，也往往是一纸空文，由于大量超支户的拖欠而无法兑现。例如榆中县78年分配，全县64530农业户中，累计超支户24012户，累计分空户12790户。分空户占收益户的32％，加上超支户，不算收入相抵和仅收入几元钱的户，就有57％以上的农户劳动一年一无所得。这样劳动的结果，怎么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定西县的社员说集体劳动是：“队长乏了打转转，会计乏算盘，保管乏了数圈圈，男人乏了煨旱烟，妇女乏了作针线，年终六两半（指国家返销粮，人均一天六两半），大人娃娃都傻眼。”综上所述，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把人们绑在一起吃大锅饭，必然带来许多弊病，使广大农民丧失信心和劳动兴趣，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了，但截至1978年，甘肃省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仍只有6～0元，3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分配口粮354斤，其中：300斤以下的就有24个县。全省有7万多个生产队拖欠国家贷款，占生产队总数的80％，负债总额达5亿多元，人均31元。定西地区1971至1979年，九年中社员口粮超过300干的只有三年。1977年算好年成，全区12529个生产队中，口粮在290千以下的还有5436个队，占43．4％；其中口粮在100斤以下的有1645个队，占13％。1971年以来，仅定西地区，国家就拨救济款4423．22万元，回销粮105897万斤。但截至1979年8月底，全区集体和社员欠债总额仍达8051万元之多，平均每个生产队负债8348元，每农户平均189元，人均33元。集体经济负债累累，社员群众也债台高筑。很多社队，日分工值只有二三角钱，甚至几分钱。很多地方人均口粮在百斤以下，但每月20几斤返销粮，尽管国家补贴一半，也仍然销不出去。许多社员困难到必须卖掉部分救济粮才能买回其余救济粮的程度。一些困难地区，社员生活的困苦状况，若非亲眼所见，绝难置信。榆中县上庄公社中等水平的上庄4队，去年日分工值019元，全年人均口粮仅40斤。全队32户，179人，竟没有1床褥子。全村共有新棉被3床，旧棉被35床，烂棉被27床；平均每3人一床。全村只有旧毡13张；平均3户才有1张。有的社员土炕上连炕席都没有，铺的是包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全公社1405户，除房屋家畜外，全部家当价值30元以下的188户，占13％；15元以下的41户，平均20户中就有1户。全社7643人，竟有4371人无棉衣，裤或棉衣，裤破烂不堪，这是在海拔2400—2800米的高寒阴湿地区。难怪有些社员对负债累累的集体经济满腹牢骚，说三级所有是“三级没有”。岂止是“没有”，简直是“负数”。实际上，在许多社员劳苦一年尚不足温饱的地区，早已不是集体经济养活社员，而是社员群众用自己的劳动和所换得的饥饿养活集体，集体经济已经成为社员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累赘。

　　合作化以来，为了能促使农民干起来，人们在这种与生产力水平、管理水平、群众思想觉悟水平不相适应的体制中，用尽了行政、政治手段。从1957年社会主义大辩论，每年的整风整社，1964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年浩劫中的“农业学大寨”，基本路线教育，一直到冼恒汉的“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一次折腾接一次折腾，用教育、用批判、用围攻、用斗争会、用民兵专政、用对待农奴甚至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管制农民，强迫农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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